作者：王成

來源：資產界（ID：npazone）

司法解釋制定機關工作人員的解釋與法院判決

——廣州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訴深圳市蛇口后海灣經濟發展有限公司

股東損害公司債權利益責任糾紛案評析

摘要：只有有權機關依據法定程序對法律做出的解釋，才是有權解釋，才能作為法院裁判的依據。除《人民法院組織法》第37條第2款規定的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全體會議就屬于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的解釋外，最高法院其他組成部分、最高法院的法官個人以及其他各級法院和各級法官對法律所作的解釋，都缺乏法律依據，是無權解釋。《九民會紀要》不是司法解釋，是無權解釋，只能補強原來法律確定的利益安排，而不能實質改變既有法律確定的利益安排。司法解釋制定機關的工作人員，未經法定程序對法律做出的解釋，是無權解釋，是學術觀點，不具有法律適用的效力，不能作為法院裁判的依據。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僅僅是指當事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更意味著法院和當事人一樣，在法律面前也是一律平等的。不僅當事人需要遵守法律、法院在適用法律時更需要遵守法律。在法律面前，法院并不比當事人具有任何優勢地位。只有遵守法律的人，才能夠要求別人也遵守法律。保持法律的連續穩定性，對于良好營商環境的維護，至關重要。

一、案情概要

深圳富里曼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富里曼公司）成立于1992年4月13日，是合資經營企業（港資），股東為深圳市蛇口后海灣經濟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后海灣公司）和香港新亞實業發展公司，分別持股0.86%和99.14%。2004年2月25日，富里曼公司未依法參加企業年度年檢，被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銷營業執照。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1999）穗中法經初字第337號民事判決書認定，富里曼公司應當支付廣州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以下簡稱：廣州信托）人民幣3000萬元、美金125元貸款本金及相應利息。因富里曼公司未履行該生效判決，廣州信托申請強制執行，廣州中院作出（2000）穗中法經執字第992號民事裁定，以在處理完畢富里曼公司所有的兩塊土地后（廣州信托分配執行款人民幣2066362元），暫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為由，中止執行程序。

2013年8月23日，廣州信托以債權人身份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富里曼公司破產清算。2014年2月26日，深圳中院作出（2014）深中法破字第13號民事裁定，受理申請并指定了破產管理人。清算中，深圳中院于2014年8月22日作出（2014）深中法破字第13-1號民事裁定，確認廣州信托對富里曼公司享有債權93771515元。

由于富里曼公司已經下落不明且未清償到期債務，經管理人清理，未發現其存在可供清償債務的財產。2014年12月1日，深圳中院作出（2014）深中法破字第13-2號民事裁定書，載明：“富里曼公司無賬冊、文件可供審計，依據現有財產狀況及債務情況，可以認定富里曼公司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符合法定破產條件，依法應當宣告破產。”2015年9月28日，深圳中院作出（2014）深中法破字第13-3號民事裁定書，載明：“管理人未能查找到富里曼公司下落，也無法接管到富里曼公司的財務賬冊進行審計。”“本院認為，富里曼公司下落不明，無法進行全面清算，經調查其現無任何財產可供分配，管理人提請終結本案破產程序，符合法律規定，本院予以支持。”法院據此裁定：終結富里曼公司破產清算程序。

富里曼公司破產清算程序終結之后，廣州信托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以下簡稱“《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的規定，向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對富里曼公司的股東后海灣公司提起本案訴訟，主張股東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賠償責任。

二、一審法院判決理由及結果

被告后海灣公司經法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參加訴訟。

南山法院（2017）粵0305民初10950號民事判決書認為，根據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富里曼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被宣告破產清算時已經停止經營，而后海灣公司僅是持有富里曼公司0.86%股份的股東，明顯不能掌控公司的主要財產、賬冊、重要文件，不能實際控制公司，公司的主要財產、賬冊、重要文件應該由公司的大股東香港新亞實業發展公司保管，在實踐中，后海灣公司也無能力對公司進行清算，且廣州信托沒有證據證明因后海灣公司怠于履行義務，導致公司財產貶值、流失、毀損或者滅失，導致公司主要財產、賬冊、重要文件等滅失，無法進行清算，故廣州信托要求后海灣公司對（2014）深中法破字第13-1號民事裁定書享有的93771515元債權中的771515元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對一審判決的看法

（一）一審判決理由部分，對于涉及被告的關鍵事實，存在用推測代替證據的嫌疑。比如，“后海灣公司僅是持有富里曼公司0.86%股份的股東，明顯不能掌控公司的主要財產、賬冊、重要文件，不能實際控制公司，公司的主要財產、賬冊、重要文件應該由公司的大股東香港新亞實業發展公司保管”，等等。法院甚至斷定，“在實踐中，后海灣公司也無能力對公司進行清算”。被告后海灣公司既未出庭，也未答辯，法院怎么就知道后海灣公司無能力進行清算呢？

（二）按照《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并不要求股東有能力進行清算；股東只要提出清算的主張，就可以免責。關鍵的問題是：股東根本連這點姿態都沒有。經法院合法傳喚，被告股東連出庭、答辯都懶得理，怎么可能希望它去履行清算義務呢？

四、二審法院判決理由及結果

二審中被告后海灣公司未到庭，亦未答辯。

2019年12月6日，深圳中院（2018）作出粵03民終25377號民事判決書。深圳中院認為：清算分為解散清算和破產清算。解散清算的主要法律依據是《公司法》和《公司法解釋二》，破產清算應依《企業破產法》進行。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第181條、第184條明確規定了公司因被吊銷營業執照而應予解散的，公司股東負有清算義務。2008年5月施行的《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進一步明確規定了公司股東怠于履行清算義務給公司債權人造成損失應承擔的民事責任。本院認為，上述規定均是針對解散清算的規定，不適用于破產清算的案件。本案中廣州信托在富里曼公司被宣告破產且破產程序終結后，依據《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的規定要求后海灣公司對富里曼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適用法律錯誤，本院不予支持。對于進入破產清算的企業，相關權利人可依據企業破產法的相關規定尋求救濟。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雖有不當，但實體處理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五、對二審判決的看法

二審生效判決的結果，簡而言之，一句話：駁回債權人請求。

二審判決的核心理由，簡而言之，兩句話：對于進入破產清算的企業，權利人只能依據《企業破產法》的相關規定尋求救濟。《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的規定，不能適用于破產清算的情況。

關于上述二審判決結果及理由，有以下幾點看法：

（一）二審判決結果尤其是上述理由，改變了深圳中院一直以來的處理方法，也與全國此前通行處理方法相沖突。

通過“無訟案例”（https://www.itslaw.com/）檢索，至少可以找到深圳中院就同類型案件做出的22個判決或裁定，其中2019年就有7個。這些判決都與本案的判決理由相反：即在破產程序終結后可以適用《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判決結果與本案自然也不同。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股東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責任糾紛為案由，加入“破產”、“終結”、“無法清算”、“十八條第二款”、“管理人”等關鍵詞進行篩選，得到相關裁判文書484篇。其中2014年19篇，2015年48篇，2016年39篇，2017年117篇，2018年129篇，2019年132篇。逐篇分析文書內容，上述案件都是在破產程序以無法清算為由終結后，在法院的主動釋明和指引下，以《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為訴訟請求權基礎，債權人向法院提起訴訟。除個別案件因時效等原因敗訴外，絕大部分案件中債權人的請求均得到了法院支持。

（二）本案二審理由實質上影響到了債權人的利益

本案判決與上述數百個以及深圳中院自己做出的至少22個判決理由截然相反、結果相左：在上述數百個及22個判決中，除個別案件因其他原因外，債權人的合法利益都得到了保護；本案中，債權人的合法利益未能得到支持。

（三）孰對孰錯，深圳中院需要通過法律程序解決

本案與之前深圳中院自己做出的至少22個相同案件的處理理由和結果針鋒相對，自然存在非此即彼、孰對孰錯的問題。深圳中院應當通過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選擇。如果之前22個案件錯了，那就應當通過法律程序加以糾正；如果本案錯了，那也應當通過法律程序加以糾正。深圳中院的本案判決為何與全國數百個既有判決理由及結果相沖突，也應當有所說明。

更值得注意的是：認為破產程序終結后不應當適用《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的本案合議庭中的三位法官，就是在之前許多判決中認為破產程序終結后可以適用《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的法官。同樣的法官，不同的判決。如果本案是對的，那之前的案件就是錯的；反之，如果之前的案件是對的，那本案就是錯的。深圳中院有必要做出解釋。

（四）本案判決給債權人指明的道路不具有任何操作的可能性

本案判決不是不承認當事人債權的合法性。判決只是說，在本案中無法支持債權人的債權。債權人要想實現其債權，“可依據企業破產法的相關規定尋求救濟”。誰都得承認，判決給債權人指明了實現債權的路徑，但是，就是法官自己也應當明知，這條路徑根本行不通。

本案債權形成于1993年，是原告給被告所持股份的公司的借款，中間并未經過任何轉讓，也未轉讓給所謂“職業債權人”。原告為了實現其債權，自1999年就開始尋求各種法律途徑。尤其是，債權人已經依據破產法尋求過救濟了，受理的法院就是深圳中院。這一過程在本案判決書中有明確而清晰的記載。深圳中院自己做出的一系列文書認定：債務人下落不明，也無法接管到債務人的賬冊進行審計，無任何財產可供執行。債務人找不到、債務人的股東要么找不到，要不根本不理會法院的傳票，破產程序早就因此無法進行下去了。結果，20年后，同一個法院又告訴債權人說，根據《企業破產法》尋求救濟吧！債權人是通過企業破產法的相關規定尋求救濟、沒有任何結果的情況下，才依據《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來尋求救濟。深圳中院對此心知肚明。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案二審判決竟然指示債權人“可依據企業破產法的相關規定尋求救濟”。至于“相關規定”是哪條哪款，能否行得通，判決書語焉不詳。如此處理，真不知道該說什么好。

（五）被告一二審均未到庭，亦未答辯

筆者注意到，一審、二審中，經過法院合法傳喚，本案被告均未到庭、亦未答辯。筆者又不知道該說什么好。債務人早就消失了，債務人的股東對于作為國家強力機關的二級法院的合法傳喚，竟然尚且不屑一顧，可以想象，被告怎么可能把小小債權人放在眼里呢？而被告在二審中既不出庭也不答辯，竟然沒有任何不利后果，反倒獲得了完全的勝訴。這種局面不知道該如何解讀。

（六）債權人該怎么辦

通過尋求正當法律途徑20年，債權人換來一句：“可依據企業破產法的相關規定尋求救濟”。筆者又不知道該說什么好。如前，本案中債權人曾經通過破產法尋求過救濟，但是沒有任何結果。蕓蕓眾生如你我，包括本案的法官，都可能是本案的債權人。假設你我，包括本案的法官，就是本案的債權人，面對這樣的判決，會怎么樣做呢？

債權是什么？債權就是債務人應當按照一定內容對債權人進行的給付。無法實現的債權是什么？無法實現的債權，就是給了別人東西，而無法得到相應的回報。債權人是什么人？債權人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他的債權背后還有大量的其他債權，可能是無數的家庭。一個鏈條無法實現，會導致后續更多的鏈條斷裂，無數家庭的養家糊口就可能是問題。本案判決結果，實際上是對跑路的債務人的縱容，另一方面是斷了這無數家庭的路。

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藝術。法律，包括法院的判決，因為公正、更因為善良，才能夠獲得正當性。

（七）公力救濟和私力救濟

公力救濟和私力救濟存在此消彼長的緊張關系。法院代表公力救濟，公力救濟不彰，私力救濟就可能冒頭。當年的武松得知哥哥被殺后，首先想到的也是報官。報官而不得，才持刀殺人的。一旦出現這樣的結果，沒有任何人是贏家。現代社會之所以揚公力救濟而抑私力救濟，原因就在于，私力救濟過多，會給社會帶來負面的沖擊。

（八）簡單小結

本案二審判決，與全國數百件同樣案件的判決結果相沖突，改變了深圳中院多年形成的傳統做法，做出了與之前至少22個判決結果相左的結果，給債權人指明了一條明知走不通的道路。這一結果的背后，是本案判決的重要理由：《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是針對解散清算的規定，不適用于破產清算的案件。”

這一理由對當事人的實質利益產生實質的影響，因此事關重大。下面重點討論。

六、法律解釋的方法及形式合法性

本案對《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適用范圍的解釋，至少可以分為兩部分：其一，二審判決對《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的適用范圍做出嚴格限定，是否合法；其二，無法適用《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的規定，依據《企業破產法》的相關規定，能否給債權人帶來應有的救濟。前者涉及判決依據的形式合理性；后者涉及判決依據的實質合理性。本文僅討論判決依據的形式合理性，實質合理性問題，另文討論。

（一）對《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適用范圍進行限制的性質

對《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適用范圍的限制，屬于對法律的解釋。如果將最高法院司法解釋也看作廣義立法的話，二審判決的核心理由和依據屬于對法律的解釋。有批評者會說，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怎么可能是法律呢？將對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解釋看作是對法律的解釋，是錯誤的。筆者完全贊同這種批評。在《立法法》規定的法律體系中，沒有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地位。但是，如果不認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是法律，那它怎么可能用作法院裁判的依據呢？《法官法》第6條要求，法官審判案件，應當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如果司法解釋不看作法律，就無法解釋為何司法解釋被普遍作為法院裁判的準繩。因此，只能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看作是法律。

（二）有權解釋和無權解釋

有權解釋，是指法律規定的有權機關依據法律規定的程序對法律做出的解釋。無權解釋，是指有權解釋之外的各種法律解釋。

在我國，有權解釋的機關和程序是由法律明確規定的。比如，《立法法》第45條規定：“法律解釋權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再比如，《人民法院組織法》第37條第2款前段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對屬于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解釋，應當由審判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通過。由此，最高法院通過審判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通過的對屬于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的解釋，也是有權解釋。

上述有權解釋之外的各種解釋，都是無權解釋。當事人的解釋、學者的解釋都是無權解釋。尤其是，除《人民法院組織法》第37條第2款規定的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全體會議就屬于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的解釋外，最高法院其他組成部分、最高法院的法官個人、最高法院工作人員就司法解釋所寫的各種釋義書以及其他各級法院和各級法官對法律所作的解釋，同樣都是無權解釋。

（三）本案二審判決對法律解釋的效力及其來源

本案二審判決結果所依據的《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是針對解散清算的規定，不適用于破產清算的案件”的判斷，并非第18條第2款自身的規定。因此，這一判斷是對《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適用范圍的限制，屬于對法律的解釋。如上所述，此種解釋不屬于法律明確規定的有權機關依據法定程序所作的有權解釋，因此屬于無權解釋。

二審判決的解釋屬于無權解釋，但是這種無權解釋是否有其合法來源呢？

進一步檢索可知，最高法院2019年11月8日發布《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九民會紀要》”）和《人民法院報》2019年11月15日第2版刊登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負責人就九民會紀要答記者問》（以下簡稱“《答記者問》”）都提到了《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這兩份資料與本案二審是什么關系，值得討論。

（四）立法機關（司法解釋制定機關）的立法解釋與有關機關工作人員的個人解釋

如前，《九民會紀要》第二大部分第（五）部分用三個條文對《公司法解釋二》進行了解釋。但反復閱讀，并未發現其對《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適用范圍限制的內容。

《答記者問》又似乎是對《九民會紀要》進行解釋。《答記者問》提到：

“紀要基于強制清算制度和破產清算制度的不同制度目標、不同適用條件，就此類破產清算案件中的責任承擔問題予以糾偏，明確在破產程序終結后不能適用《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的規定判定債務人的原股東承擔民事責任，避免不當突破股東有限責任。”

可見，本案二審判決的依據，應當來自答記者問。

綜上，在本案中，存在著四個影響判決結果的文本，即二審判決理由、《答記者問》、《九民會紀要》和《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需要梳理一下這四個文本的邏輯及效力關系。

二審判決是生效判決，必須以法律為裁判準繩（《法官法》第6條）。本案二審判決改變了之前延續多年的處理方法，對債權人的重大利益構成了實質影響，其依據是《答記者問》；《答記者問》在解釋《九民會紀要》；《九民會紀要》在解釋《公司法解釋二》。

《公司法解釋二》是司法解釋，是2008年5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47次會議通過，并于2014年2月17日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07次會議修正，有正式編號并經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發布的。

《九民會紀要》是2019年9月11日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民事行政專業委員會第319次會議原則通過、經最高法院印發的。何謂“原則通過”？筆者沒有找到相應的法律根據。但是，根據《人民法院組織法》第37條第2款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對屬于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解釋，應當由審判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九民會紀要》僅僅是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的一個專業委員會原則通過的。《九民會紀要》肯定不是司法解釋，同時，也不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對屬于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解釋”，因為，這種解釋，只能由“審判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通過”。根據《立法法》第104條，司法解釋還應當在公布之日起30日內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不知道《九民會紀要》有沒有經過這些程序。《九民會紀要》也明確承認自己不是司法解釋。最高法院在法〔2019〕254號通知中說：“紀要不是司法解釋，不能作為裁判依據進行援引。《會議紀要》發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審結的一審、二審案件，在裁判文書‘本院認為’部分具體分析法律適用的理由時，可以根據《會議紀要》的相關規定進行說理。”如何理解“不能作為裁判依據”，只能“進行說理”？筆者認為，這意味著，紀要只能補強原來法律確定的利益安排，而不能實質改變既有法律確定的利益安排。否則，其實質作用就是推翻了法律的規定、就與裁判依據無異了。依據《立法法》第45條，“（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根據《立法法》第104條，遇到以上兩種情況，最高法院只能而且“應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解釋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關法律的議案。”最高法院審委會全體會議都無權進行解釋，更何況審委會的一個專業委員會。

《答記者問》是最高法院民二庭負責人接受媒體采訪的新聞稿，未見任何法定程序、未經任何有權機關通過、未經任何有權機關正式發布。

最高法院民二庭負責人屬于司法解釋制定機關的工作人員。如何認定司法解釋制定機關工作人員未經任何法定程序、未經任何有權機關通過、未經任何有權機關正式發布的答記者問的效力？根據法律規定，它只能算作個人觀點，與任何個人觀點一樣，是對法律的無權解釋。

從上述分析看見，影響當事人實質權利義務的本案生效判決結果所依據的，并非來自司法解釋或者對司法解釋的有權解釋，而是來自司法解釋制定機關工作人員的個人解釋，屬于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的無權解釋。

（五）學理解釋的基本方法

司法解釋制定機關工作人員的個人解釋，屬于無權解釋，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無權解釋，可能具有合理性。但法律解釋的合理性，需要以遵守法律解釋的基本規則作為前提。

1.法律解釋的基本規則

文義解釋是法律解釋的基礎。文義是法律解釋的起點，也是法律解釋的終點。法律解釋不能逾越其可能的文義。典型的解釋方法，是先依文義解釋，而后再繼以論理解釋。非如此者，為非典型的解釋方法，仍不失為解釋方法，惟論理解釋及社會學的解釋，始于文義解釋，而其終也，亦不能超過其可能之文義，故如法文之文義明確，無復數解釋之可能性時，僅能為文義解釋，自不待言。

2.《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的解釋

第18條分三款，全文如下：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未在法定期限內成立清算組開始清算，導致公司財產貶值、流失、毀損或者滅失，債權人主張其在造成損失范圍內對公司債務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因怠于履行義務，導致公司主要財產、賬冊、重要文件等滅失，無法進行清算，債權人主張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上述情形系實際控制人原因造成，債權人主張實際控制人對公司債務承擔相應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反復閱讀上述文字，沒有任何關于其適用范圍限制的文字，更沒有任何第18條只能適用于解散清算而不能適用于破產清算的表述。因此，從最基本的文義解釋出發，無法得出第18條只能適用于解散清算而不能適用于破產清算的表述。第18條文字表述之清晰，沒有做其他任何解釋的可能。可見，從法律解釋的方法看，《答記者問》對第18條第2款適用范圍的解釋違背了法律解釋最基本的文義解釋方法。更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答記者問是在解釋《九民會紀要》，但是，如前所述，尋遍《九民會紀要》，也無法找到答記者問所提到的限制《公司法解釋二》第18條第2款適用范圍的文字。所以，不知道《答記者問》如何得出這樣的結論；也不清楚深圳中院為何要以這樣沒有任何法律根據、未經任何程序、不符合法律基本解釋方法、沒有任何效力的個人解釋作為裁判的實質依據，在很短時間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決。

如前所述，事實上，自《公司法解釋二》出臺后，全國法院做出了數以百計的破產程序終結后適用第18條第2款保護債權人合法權益的判決。如前，這樣的判決深圳中院自己至少做出過22件。如果第18條只能適用于強制清算而不能適用于破產清算，這么多已經審結的案件都應當是錯案。深圳中院以及各個法院應當立即啟動有關程序，進行糾正，方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事實上，清算義務人從公司成立就是特定的。當清算資料不當滅失后，就得對清算資料滅失給債權人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這一責任與是否解散無關，也與是強制清算還是破產清算無關。

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與對法律的解釋

（一）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憲法》第5條第5款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一旦制定出來，就脫離了立法者，變成了包括立法者、司法者和所有社會主體均應當遵守的社會共同規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的適用和解釋方面，不僅僅是原告和被告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更意味著：當事人和法院在法律面前也是一律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法院并不比當事人具有優勢地位。當事人服從的是法律而不是服從法院；法院同樣需要遵守法律。法院在適用法律時，必須依照法律和有權解釋進行裁判，而不能適用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個人解釋進行裁判。法院裁判案件進行法律解釋時，必須嚴格遵守法律解釋的規則，而不能肆意解釋。

只有有權機關依據法定程序做出的解釋，才是有權解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37條第2款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對屬于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解釋，應當由審判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審判委員會的組成部門、司法解釋制定機關的工作人員，未經法定程序對法律做出的解釋，是無權解釋，是學術觀點，不具有法律適用的效力，不能作為法律裁判的依據。

（二）司法解釋制定機關工作人員解釋的法律效力

《九民會紀要》不是司法解釋。對《九民會紀要》進行解釋的《答記者問》，其自身更未如《九民會紀要》本身一般經過最高法院審委會專業委員會的程序，當然也更不可能是有權解釋。《九民會紀要》都不能作為裁判依據，《答記者問》更不能作為裁判依據，其作用甚至都不能用于“法律適用的理由”部分的“說理”。該《答記者問》只能夠看作是最高法院工作人員的個人看法、是無權解釋，只能是學術見解，不具有作為司法裁判依據的效力，不能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實質影響。同理，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出臺后，最高法院有關工作人員針對該司法解釋寫作的各種釋義書，也僅僅是學術見解，不等于司法解釋本身。這些學術見解與任何非最高法院工作人員就最高法院司法解釋所作的見解具有同樣的效力，即沒有任何法律效力。

法律及對法律的有權解釋，之所以具有法律效力，之所有能夠作為行為規范，被社會普遍遵守，必須以嚴格的法定程序作為基礎。有權的機關、嚴格的法定程序是法律規范的效力來源。法院判決是社會正義的源泉。作為司法者，更應當嚴格、保守地依照法律解釋方法，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法律適用的解釋。

七、結論：法律的穩定性、法律解釋與適用

保持法律規范的連續性、穩定性對于民事主體合理預期、創造良好營商環境至關重要。2019年12月4日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中強調：“制定實施涉企政策時，要充分聽取相關企業意見建議。保持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健全涉企政策全流程評估制度，完善涉企政策調整程序，根據實際設置合理過渡期，給企業留出必要的適應調整時間。政策執行要堅持實事求是，不搞‘一刀切’。”

《公司法解釋二》自2008年出臺以來，為保護守法債權人合法權益、懲罰惡意違法的股東、創造良好營商環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各級法院據此處理了大量糾紛，效果良好。《九民會紀要》進一步完善了第18條第2款的適用條件，補強了第18條第2款的理由。《九民會紀要》沒有任何條文對第18條第2款的適用范圍進行限制。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僅僅是指當事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更意味著法院和當事人一樣，在法律面前也是一律平等的。不僅當事人需要遵守法律、法院在適用法律時更需要遵守法律。僅僅要求當事人遵守法律，法院自己卻不遵守法律、無任何規則限制地肆意解釋法律，損害的只是法院的權威、法律的權威。只有遵守法律的人，才能夠要求別人也遵守法律。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1.以下案情摘要及一審、二審判決結果及理由，參見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1999）穗中法經初字第337號民事判決書、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穗中法經執字第992號民事判決書、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3民終第25377號民事判決書。

2.參見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終字第1647號民事判決書（2014年10月31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終字第2130號民事判決書（2016年2月1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粵03民終10269號民事判決書（2016年9月30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商終字872號民事判決書（2016年12月30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粵03民終17570號民事判決書（2017年4月14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粵03民終8256號民事判決書（2018年7月5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粵03民再129號民事判決書（2018年3月23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3民申132號民事裁定書（2018年5月21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3民終5361號民事判決書（2018年6月15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3民終5673號民事判決書（2018年7月13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商終字第11號民事判決書（2018年7月16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3民終8051號民事判決書（2018年8月9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3民再36號民事判決書（2018年10月11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粵03民終16917號民事判決書（2018年10月21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粵03民終13475號民事裁定書（2018年11月14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3民終15486號民事判決書（2019年1月15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3民終20761號民事判決書（2019年1月16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3民終20837號民事判決書（2019年3月22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3民終17146號民事判決書（2019年4月10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3民初1883號民事判決書（2019年5月27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粵03民終4408號民事判決書（2019年7月25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粵03民終4021號民事判決書（2019年7月26日）。

3.轉引自費安玲主編：《學說匯纂·第1卷》，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頁。

4.《水滸傳》第26回“偷骨殖何九叔送喪?供人頭武二郎設祭”。

5.法釋〔2008〕6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已于2008年5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47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08年5月19日起施行。法釋〔2014〕2號，2008年5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47次會議通過，根據2014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07次會議《關于修改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決定》修正，2014年2月20日發布。

6.《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法〔2019〕254號）。

7.參見王澤鑒：《法律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頁。

8.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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