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界研究中心 作者：白昊律師
來源：資產界（ID：npazone）
前言：投資者起訴資管機構索要投資損失的案件近幾年來持續爆發性增長，其背后是經濟下行壓力和投資者維權意識的覺醒。資管機構“閉眼數錢”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如何加強自身風控和投后管理能力、應對投資者訴訟，是擺在面前的重要課題；而針對投資者一方，如何利用好手中的訴訟武器正確維權，更是決定其回款效率的首要前提。筆者通過對自身辦案經驗進行總結，通過系列文章重點研討“損失界定對案件的影響及裁判規則”、“管轄權之爭”、“投資者與金融消費者的概念邊界”、“舉證責任的分配”“通道方的責任及范圍”、“管理義務中的硬傷”、“投資者自力救濟途徑”等熱點話題，拋磚引玉，也期待法院、仲裁機構盡快統一裁判觀點、同案同判。
典型案例：(2019)蘇05民轄終1309號、(2021)京03民轄終144號、（2017）最高法民申4996號、（2017）最高法民轄終224號
1309號案案情描述：2017年，某投資者認購某資產管理計劃，資管計劃以信托計劃為通道將資金投放給被投資人，后被投資人還款逾期，投資者以資管公司、信托公司管理失職等理由在自己的住所地法院提起侵權訴訟，理由是投資者在自己住所地向資管公司交付資金，屬于侵權行為地。后資管公司提出管轄權異議，以投資者與資管公司簽訂的《資管合同》約定了仲裁管轄條款為由，請求法院駁回起訴。二審法院認為：投資者與資管公司簽訂的《資管合同》約定的仲裁條款應屬合法有效，投資者依據《資管合同》主張賠償投資款損失，本案實屬因《資管合同》而引發的糾紛，且屬于上述仲裁條款約定的“與本合同有關的爭議”，故本案當事人理應受涉案合同中訂立的仲裁條款的約束，通過仲裁方式解決所發生的糾紛。據此裁定駁回投資者的起訴。
綜合評述：每一個資管產品往往包含數個甚至數十、上百個投資者，且不同投資者可以選擇違約或侵權的不同訴訟路徑，還可以將資管產品發行人、銷售方、通道方列為共同被告。由于人民法院尚未出臺有關資管糾紛管轄問題的專門規定，不同法院針對管轄權方面的理解也不統一，其后果就是，如果投資者分開起訴，可能選擇在不同的原告所在地起訴，也可能選擇其中一個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訴。形成同一資管產品被訴案件“遍地開花”的局面。這對資管機構而言無論結果勝敗，僅從應訴成本角度就可以用“災難”來形容。由于實踐中針對這類案件管轄權問題的研討還很不充分，筆者僅就辦案過程中遇到的管轄權爭議進行簡要分析。期待引起立法機構的重視，盡快出臺明確的司法解釋。
話題點1：侵權之訴能否由仲裁管轄
上文列舉的1039號案件中，盡管投資者提起侵權之訴，但因為仲裁管轄條款的存在，二審法院最終裁定駁回起訴，并告知通過仲裁解決。筆者認同這一裁判觀點。
我國《仲裁法》規定，因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承和行政爭議類案件不能仲裁。但是侵權責任糾紛能否通過仲裁解決？事實上《仲裁法》已有明確規定。《仲裁法》第2條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由此可知，例如交通肇事這樣侵犯人身權的侵權類案件無法通過仲裁管轄，但因合同引起的財產權益糾紛應當屬于仲裁機構的受理范圍。同時筆者翻閱北京仲裁委員會等國內知名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有關受案范圍的規定也與《仲裁法》保持一致。
筆者認為，《仲裁法》的上述規定與原《合同法》關于“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侵害對方人身、財產權益的，受損害方有權選擇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擔侵權責任”的規定是相配套的。投資者以資管機構管理失職為由索要損失，既可以選擇違約之訴，也可以選擇侵權之訴，但不能因為投資者選擇合同之訴，就歸屬于仲裁管轄，選擇侵權之訴，就歸屬于法院管轄，《仲裁法》的上述規定恰可解決責任競合之下管轄原則統一的問題。
因此，如果投資者以資管機構損害其財產權益為由提交仲裁機構仲裁，仲裁機構應當根據《仲裁法》第2條的規定予以受理，而投資者起訴到法院的，法院則應當同樣適用上述規定駁回起訴，并告知當事人通過仲裁解決。
話題點2：侵權之訴能否適用約定管轄原則
與上一個話題點相關的另一個話題是，當事人在責任競合中選擇侵權之訴后，是否不再受合同約定管轄的約束？
事實上，這個問題能夠從《民事訴訟法》中找到答案。《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當事人可以書面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據此，不論投資者選擇合同糾紛還是“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其權利義務產生于投資者與資管公司簽訂的《資管合同》，合同中的協議管轄條款對當事人依然具有約束力。上文列舉的1309號案件正是基于這樣的理由駁回了投資者的起訴。
相關典型案例還包括（2017）最高法民申4996號案件，最高法院在該案中指出：“本案基礎法律關系是合同關系，中金公司主張的侵權系因當事人履行合同義務所造成，亦即該侵權系因合同而產生，與一般侵權行為不同。中金公司與個舊金屬公司于2007年9月6日在北京市西城區簽訂的《購銷合同》……體現了雙方的意思自治，該約定并未排除雙方基于合同侵權提起的訴訟不予適用，故本案應以當事人的協議管轄確定管轄法院。”
話題點3：投資者交出資金所在地能否視為侵權行為地
在1309號案件中還有一個話題值得探討：假設投資者與資管機構之間并無約定管轄條款的約束，投資者一方能否以自己在本方住所地匯出資金和發生財產損失為由將本方住所地視為侵權行為地并以此為管轄連接點起訴？
與此問題相關的典型案例為(2017)最高法民轄終224號，最高法院認為：“首先，……實踐中侵權行為實施后至侵權結果的發生往往會有一個過程，尤其在財產權益被侵害的情形下，被侵權人匯出款項并不必然導致對款項失去控制，對款項失去控制亦并不必然導致損害結果發生，一般應以侵權人實際控制該款項來判斷侵害結果是否已實際發生。本案中，……認定合肥美的實際損失發生在款項到達安泰公司后更符合客觀情況，一審法院將合肥美的匯出款項地認定為侵權結果地實屬牽強。其次，從現有關于管轄的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規定來看，民事訴訟管轄應當便于當事人訴訟，便于人民法院查清事實，且一般以“原告就被告”為原則，沒有特別規定可以將原告住所地作為侵權結果地的情形不宜突破現有規定。如果本案在沒有充分事實依據的情況下將原告匯出款項或者對款項失去控制的所在地作為侵權結果地，實際上是變相將原告住所地作為侵權結果地，不符合現有法律規定，亦不便于本案的審理。”
筆者認為，最高法院上述判例對同類案件的處理非常具有指導意義。一方面，侵權行為地法院管轄是為了便于法院查明事實，投資者在本方所在地匯出資金只資產管理過程中的一個步驟，而資金募集后如何投放、管理、回收等等一系列管理動作都發生在資管機構所在地，顯然將資管機構所在地視為侵權行為地更有利于查明事實。另一方面，如果將資金匯出地視為侵權行為地，“原告就被告”的管轄原則將被任意突破，特別是每個資管產品往往包含眾多投資者，不同投資者選擇在不同地域起訴，十分不利于節省司法資源和統一裁判尺度。因此，建議各地法院在處理相關管轄爭議時以最高法院的上述案例作為指導案例。
話題點4：起訴多個被告情況下的管轄原則
《九民紀要》第74條規定：“金融產品發行人、銷售者未盡適當性義務，導致金融消費者在購買金融產品過程中遭受損失的，金融消費者既可以請求金融產品的發行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請求金融產品的銷售者承擔賠償責任，還可以根據《民法總則》第167條的規定，請求金融產品的發行人、銷售者共同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據此，如果某一資管產品的發行人、銷售者并非同一方，投資者可依據上述規定將各方機構列為共同被告。
此外，如果投資者將同一資管產品中的通道方、資金監管方等其他主體與產品發行人列為共同侵權人起訴的，當前司法實踐中，法院在受理問題上也普遍持支持態度。
但在共同被告前提下就會產生一個新問題：投資者一般僅與其直接加入的資管計劃的發行人存在合同關系和約定管轄條款，與通道方、銷售方等其他主體不存在合同關系，這種情況下能否突破約定管轄的限制，向任意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訴訟？
筆者處理的（2021）京03民轄終144號案件中，投資者就將發行資管產品的資管機構、通道機構和向其具體銷售資管產品的某自然人A列為共同被告，并選擇以該自然人A住所地的北京市通州區作為管轄連接點。但該案中二審法院認為：“A作為個人對涉案金融產品沒有審查、監管、披露、管理、風險控制等義務。結合本案各方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及陳述，可以認定A僅為投資者購買涉案金融產品的一個免費咨詢對象，而涉案金融產品系經監管部門審核同意后進行公開銷售的理財產品，故A不論是基于自身業務能力從事該產品銷售，還是基于其他銷售朋友的請托，從而向不特定第三人推薦、推廣、介紹涉案產品，均不能因涉案產品后期出現不能兌付而認定其構成法律上的過錯。A并非本案適格被告，通州區人民法院對本案沒有管轄權。”
但與（2021）京03民轄終144號案件觀點相反的判例，恰恰是本文開篇提到的1309號案件的后續。后續案件中，投資者在法院駁回起訴后并未向相關仲裁機構提起仲裁，而是將某自然人銷售者列為共同被告，在該自然人銷售者住所地法院重新起訴。這一次，投資者的管轄依據獲得了當地法院支持。
筆者顯然贊同144號案件中的裁判觀點，理由有兩點：
其一，實踐中確實存在資管產品發行人或者代銷機構雇請編外代銷人員的情況，但這些編外代銷人員不能被視為適格被告。首先，《九民紀要》對“適當性義務”的釋義中明確指明其義務承擔主體為“賣方機構”，既然特指機構，顯然排除了自然人。其次，無論編外代銷人員具有多強的業務能力，其本質作用還是中介，針對投資者進行產品推介、投資能力測評等工作依然應當由產品發行人、銷售者承擔。最后，投資者可以起訴產品發行人、銷售者，不起訴編外代銷人員并不會導致投資者救濟途徑落空。
其二，即便投資者選擇侵權之訴并起訴多個被告，但權利義務關系產生基礎依然是投資者簽訂的《資管合同》，在存在協議管轄條款的情況下，不能因為侵權訴訟的路徑選擇就排除協議管轄條款的適用。同時，盡管投資者與代銷機構、通道機構等其他被告不存在直接合同關系，但是代銷行為、通道行為均圍繞《資管合同》關系而發生，因此無論投資者單獨起訴與其簽訂資管合同的多個被告，還是起訴多個被告，協議管轄排除法定管轄的原則不應更改，《資管合同》中的管轄條款依然適用。
綜上所述，在投資者起訴資管機構索要損失類型案件中，由于單個資管產品往往包含眾多投資者，筆者建議，應當盡快出臺相關管轄規定，并盡可能將同一資管產品引發的訴訟歸集于同一裁判機構統一處理，以節省司法資源和減少各方當事人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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