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產三哥 作者：地產三哥
來源：地產三哥（ID：dichansange）
1883年末，胡雪巖、徐潤等商業大佬相繼破產清算，始于1883年初的上海金融危機蔓延全國。
當一個商界大佬資金鏈出現問題的時候，是個案，很大可能是自身原因；當一幫大佬出現資金鏈問題的時候，就是系統原因。
本文討論徐潤的破產和1883年金融危機的原因。
一、1883年，上海地產大王破產
1883年，徐潤是上海的“地產大王”。
和今天一樣：他既有房地產開發業務，也有租賃地產運營，還有大量的土地儲備。
擁有未建之地2900余畝，己建之地320畝，共建洋房51所，住宅222間，當房3所，樓平房街房1890余間，每年可收租金12萬余兩。
他的地畝、房產價值幾何？
“共合成本223萬兩白銀”。
在此基礎上，徐潤打算擴張自己的房地產事業。他擬招股400萬兩、創辦一個更大的房地產公司。本來，洋行里的英國朋友顧林準備和他合伙：顧林回倫敦準備用自己在倫敦的房產抵押籌款200萬兩。
“四五厘息，二十年期，助余興筑。”徐潤后來回憶，為此，徐潤送給顧林一萬兩的路費。但顧林返回英國后生病、而后失去聯系。
失去了意向大股東，徐潤在國內開始籌款。憑借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和資信，他從錢莊、股票抵款、洋行房產抵款及各存戶款籌到資金252萬余兩，用以擴大其地產公司。
當徐潤正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在中法戰爭期間，連有政府背景的輪船招商局，都要將輪船“換旗”，掛靠到洋商名下，以保證安全，遑論無權無勢的普通中國商人。
當法國軍艦到達吳淞口時，上海緊張、過熱、脆弱的金融體系終于加速崩塌了，市面銀根吃緊，商號、錢莊相繼破產，金融危機襲卷上海。
“上海百貨，無不跌價三五成。”
與國內市場有密切聯系的上海錢莊受到嚴重影響，“統市存銀照常不過十分一二，只有三十八萬。”
上海市面流動性陷入嚴重蕭索，徐潤也受到極大沖擊，“斯時兼有胡姓等大戶，以受擠，周轉不及，而潤遂繼之。”
胡姓等大戶指的就是胡光墉，字雪巖。
1883年11月21日, 徐潤召集所有債權人告知, 因為資金周轉困難, 現已處于破產狀態。經過與債權人磋商, 徐潤公布所有產業賬目和股票清單，同時宣布他的全部房地產( 成本220萬兩) 和所有股票(經債權人會議認定現值982530兩) 交予債權人全權處理, 用以抵欠252萬兩白銀的債務。
22家錢莊推舉六人作為談判代表，徐潤的公司也派出六人與錢莊代表商談。
商談方案有二：
第一，變賣資產還債。
“經公同商榷，議將余所有款三百四十余萬全盤推出，以鎮定二百余萬之款。”
第二，債轉股。
是由錢莊代表提出把錢莊欠款作為股金，作為對徐潤房產公司的投資，并希望盛宣懷認股一半。
“然而“盛亦一空心大老，無力于此，似可不談。””
而各錢莊“但顧目前，亦無遠謀，議定以兩年為限，售現分攤。”
所以，債轉股的方案二沒有成功，只能變賣資產清賬。
接下來，徐潤把自己多年經營的房產如青云里、靖遠街、元芳路、杏花樓等處賤價賣出，以清還欠債，按時價虧損八九十萬，如按以后上漲價計，虧損達四百余萬兩白銀。
而未建之地2900余畝地以107余萬賣出，也是虧損不少。
徐潤后來回憶，大為感概：“此數項共值一千五六百萬，加之股票典本不下一千七八百萬兩，豈非成一大富家乎。乃廢之半途，毀于一旦，反致大虧，命耶運耶，撫今追昔，能不憂然，所謂有幸有不幸者夫。”
當年的22家錢莊和徐潤房地產公司的談判，其實今天也在不斷上演。
所有的房地產企業在面臨資金鏈危機時都會有三條方案：第一、賣項目；第二，債轉股；第三、大佬背書。
只不過徐潤當日沒有找到大佬如盛宣懷等的背書，債轉股的方案在擠兌面前就沒有可行性了。
在徐潤的回憶錄《徐愚齋自敘年譜》中，中法戰爭是導火索。
“不虞突遭癸未（1883年）之變，中法措兵，越南、臺灣、馬江悉開仗，法兵輪駛抵吳淞，查進出口之船，并揚言攻制造局，以致人聲鼎沸，紛紛遷避，一民船賃價至二三百金。舉市所存現銀不到百萬，恐慌不堪言狀。巨家如胡雪巖、劉云記、金蘊青皆相繼壞事，其余號商店鋪接踵傾倒，不知凡幾，誠屬非常之禍。”
中法構兵是金融危機導火索，真實的金融危機根源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
二、1883年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
國際收支不平衡
所有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是流動性枯竭，流動性枯竭也是有原因的。
造成1883年上海乃至全國金融市場流動性枯竭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國際收支不平衡，白銀外流。
第二、有資金抽水機：新興的官督商辦企業股票吸金。
其他的流動性危機：諸如外資聯手絞殺、信用傳遞斷裂、擠兌等等都是伴生的結果。
我們再分別看當日中國的國際貿易和官督商辦企業的吸金。
在房地產之前，徐潤是茶葉大王。
當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茶葉出口口岸，占全國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寶源祥茶棧是上海最大的經營出口茶業的茶棧，寶源祥茶棧是徐潤自營產業之一。
生意做的更大的胡雪巖在破產之前，是生絲大王。
1883年5月，最高峰時胡雪巖一人囤積的生絲達到15000包，占據中國年出口總量的60%以上。
而茶葉和生絲構成了當時中國對外出口額的七成：1883年茶業占出口比例達45.8%，生絲占貿易出口比例達27.4%，合計73.2%。
1883年，按照教科書上的說法，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相對平穩期。
鴉片戰爭后被迫打開的國門越來越大，太平軍、捻軍運動平息后，隨著洋務運動的展開，社會矛盾緩和，生意也好做了。
此外，蘇伊士運河的通航（1870年）和倫敦到上海海底電纜的接通（1871年）大大降低了東西方貿易的交易成本。
回看1874-1887年這一歷史時期的國際貿易數據，可以發現當時中國的國際收支有兩個特點：
第一、貿易總額逐年增長；
這是清廷被迫通商和洋務展開的必然結果。
第二、貿易逆差逐步擴大。
貿易逆差在危機爆發前的1881年和1882年尤為嚴重，這兩年間貿易逆差分別為2046萬兩白銀和1038萬兩白銀。
貿易逆差下，白銀外流，流動性緊縮。國際貿易也好比居家過日子，總是入不敷出，存款必定減少。
貿易逆差的原因至少有二：
第一、進口品無法替代、出口品不能升級。
中國進口以鴉片和棉貨等直接消費資料為主：1880年僅鴉片和棉貨兩項就占據64.2%的進口比重，這些進口貨物無法被替代，因而中國在銀價持續下跌之下進口數額反而一直穩中有增。
進口的消費品國內生產不出來，還是得進口。
而中國的出口產品是以茶葉、生絲為主的初級加工產品，落后的產業鏈讓國內的產能上不去。
第二、國際銀價下跌。
在1873-1893年的20年間，以黃金表示的銀價下跌了一半，但銀價下跌的變化非但沒有改善當時的國際收支，反而使其進一步惡化：以英、法、美、德等為主的貿易伙伴并沒有因為銀本位的中國的貨幣貶值而增加進口，因為來自日本的生絲和印度的茶葉具備部分替代效應，且其國際市占率和地位逐漸增強。
此外，從打開國門之后，中國的生絲和茶葉的定價權從來都在外國洋行與茶棧、絲棧等中間商的合謀之下。
一組數據可以看出生絲和茶葉價格滑落情況：
1877年出口價格，茶葉17.45兩/擔，生絲259.06兩/擔。
1882年出口價格，茶葉15.53兩/擔，生絲194.84兩/擔。分別降低了11%、25%。
題外話：正是由于對生絲定價權爭奪失敗，胡雪巖破產了。下文詳細講述。
國際收支不平衡引起白銀外流，是導致銀根緊縮的原因之一。
三、1883年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二：
股票泡沫破裂與危機傳導
另外一個導致流動性緊縮的原因是：官督商辦企業大量地發行股票。隨之而來的股票投資泡沫，抽走了大量資本，導致流動性枯竭。
學者曾經統計，把1883年14家可找到資本金數據的洋務企業資本匯總，達774萬兩白銀。加上其他資本數不詳、規模較小的企業，據其估算這期間股份制企業的資本金總數在1000 萬兩上下，這一數字相當于當時清政府全年歲入的1/7至1/8。
以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為例，兩局的創辦者唐廷樞和徐潤不但自身積極投資，也邀集親友一并入股。
兩局的股票一開始并沒有受到熱捧。
以輪船招商局為例，在1876年股價尚且只有100兩票面額的五折左右，到1882年2月已經漲到220兩，6月漲到250兩。其余礦局股票的增長趨勢也與之類似。
如1882年9月29日，輪船招商局原價100兩的股票漲到255.5兩；開平煤礦原價105兩的股票漲到216兩。
對于眾多股票投資者的心態，時評認為：“買股之人初但希冀其漲價沾其余利,并無置為產業永遠世守之義。”
用今天的話來說，多是短期投機、不是價值投資。股票交易活動中的過度投機埋下了股市崩潰的伏筆。
1882年時股票交易規模急劇膨脹，申報在1882年記載“目下則均以購買股票為市面生意之潮流”。
中國首家股票交易所-上海股票平準公司也于1882年10月24日開張，股票交易所的出現使股票交易逐漸規范化，這進一步催生出了中國第一個股市交易的高潮。
股票市場的繁榮也催生了錢莊生意的勃發。
1882年初，上海各錢莊在放款上彼此競爭，接受了許多新辦礦局的股票抵押放款，以代替通常需要的財產抵押。
翻看金融歷史，從郁金香開始，泡沫產生的原因總是相同的、過程是類似的，破裂的結果也是無可避免的。
1883年正月到該年12月，各股份公司股票大幅下跌，許多股票跌至面額以下，其中輪船招商局由每股150兩跌至61兩，開平煤礦由每股169兩跌至60兩。
股票價格的下跌使得存款人對錢莊信心不足，大規模提款撤離，而隨著提款量的增大，錢莊只能被迫低價拋售變現資產，這使得股票價格進一步下跌。這極大削弱了錢莊的抗風險能力，直接引發了部分錢莊的倒閉。
1883年10月上旬，以北市兩家大錢莊純泰和泰來突然倒閉為標志，金融波動開始在錢莊與股市兩者間毫無阻隔的交替傳導和加速擴散。
10月，外資和山西票號業開始陸續從各大錢莊撤資。
11月，徐潤房地產公司破產清算談判。
12月1日，胡雪巖系的核心：上海阜康錢莊遭遇擠兌、關門歇業。
上海的錢莊相繼倒閉、歇業，從年初的78家到年末只剩下10家，存銀只有三十八萬兩，是平常的“十之一二”。
此時，信用危機和流動性枯竭已經正式主導上海的金融市場。
當時的清廷沒有央行作為最后貸款人來“救市”，與央行作用類似的山西票號行業在危機關頭與外國洋行一同選擇了撤資自保，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至此不可避免。
危機從上海蔓延至全國，其他地方如北京、天津、杭州、寧波、福州、長沙、南昌等地，也一樣受到嚴重的影響，半數以上錢莊倒閉。
結語
1883年，上海房地產大王徐潤的破產是金融危機的代表事件之一，比它影響更大的是胡雪巖的破產。和所有的金融危機一樣，富商巨賈的破產和金融危機互為因果。
兩人都是紅頂商人，1883年破產清算之前，徐潤會辦招商局、會辦開平礦務局,既是買辦也幫官督商辦的朝廷企業辦事，領二品銜。
胡雪巖因左宗棠保奏而被授紅頂戴, 賞黃馬褂, 也是二品銜。
但徐潤和胡雪巖的最終結局卻完全不同：破產時45歲的徐潤最終東山再起；60歲胡雪巖則在兩年后亡于憂患之中。
Jack曾經在2014年的世界互聯大會上說：“胡雪巖樹立了壞榜樣，紅頂商人是一條不對的路，這兩件事情就像炸藥和雷管，碰在一起，總是要爆炸的。”
可是，當你用歷史的廣角觀察中國商人的時候，他們仿佛都是政、商兩條坐標軸構成的坐標系中的散點，有的距離商業近一點，有的距離官府近一點。
在這樣的政、商坐標系中，企業家精神在資本主義倫理和強有力的制度邊界中成長、受限、搖擺。
所以，這個階層注定是軟弱和妥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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