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查，2012年5月至2013年1月間，唐某甲實際控制楊某、王某等人的證券賬戶；唐某乙實際控制蘇某、張某等人的證券賬戶。其間，唐某甲伙同唐某乙、唐某丙，不以成交為目的，對“華資實業”“京投銀泰”“銀基發展”等股票頻繁申報、撤單或大額申報、撤單，影響股票交易價格與交易量，在多個交易日內的撤回申報量分別達到當日該股票總申報量的50%以上，撤回申報金額在1000萬元以上。關聯時間內，唐某甲、唐某乙控制賬戶組通過實施與虛假申報相反的交易行為，違法所得共計2580余萬元。其中，唐某甲控制賬戶組違法所得2440萬余元，唐某乙控制賬戶組違法所得140萬余元。唐某丙在明知唐某甲存在操縱證券市場行為的情況下，仍接受其安排多次從事涉案股票交易。

法院認為，唐某甲、唐某乙屬于情節特別嚴重，唐某丙屬于情節嚴重。唐某甲在共同操縱證券市場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為主犯；唐某乙、唐某丙在共同操縱證券市場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系為從犯。鑒于唐某甲、唐某乙、唐某丙均能主動到案，且到案后均對基本犯罪事實如實供述，均具有自首情節；唐某甲在到案后檢舉揭發他人犯罪事實，經查證屬實，具有立功表現；唐某甲、唐某乙、唐某丙退繳了操縱證券市場全部違法所得及預繳罰金，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決[2]。

從上述案例不難看出，通過虛假申報的方式操縱證券市場，不僅可能被處以高額的罰金，還將可能面臨牢獄之災。本文將從操縱證券市場行為概述、虛假申報型操縱市場行為監管的加強、以及虛假申報型操縱市場第一案的意義對通過虛假申報型操縱證券市場作出簡要闡述。

操縱市場是證券違法行為中較為復雜，也是較難認定的違法行為。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監會”）發布的《證券市場操縱行為認定指引（試行）》（以下簡稱“《指引》”，證券市場操縱行為是指“行為人以不正當手段，影響證券交易價格或者證券交易量，擾亂證券市場秩序的行為。”其核心是人為干擾市場正常的價格形成機制，通常表現為以不正當的交易行為影響市場交易價格、交易量，干擾市場正常價格的形成，或者以信息操控的方式，誤導投資者決策，進而影響市場交易價格的形成。

2010年至2019年第三季度，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總計對130件操縱市場案件作出行政處罰，占十年間證監會行政處罰案件總數的近十分之一。證監會處罰的操縱市場案件的數量僅次于內幕交易、虛假信息披露案件，是監管部門重點關注的三大資本市場違規行為之一。2015年以后，證監會對操縱市場案件的查處力度明顯加強，2015年至2019年第三季度，證監會總計對109件操縱市場案件作出行政處罰，平均每年處罰操縱市場案件約21件，是2015年以前操縱案件年平均處罰數量的5倍，其中2018年處罰的操縱市場案件數量最多，達到38件。具體如下圖所示：

從操縱對象來看，受到行政處罰的操縱案件主要以操縱證券市場為主，2010年至2019年第三季度，證監會總計對123件操縱證券市場案件作出行政處罰，占證監會操縱市場案件行政處罰總量的超過90%，其中包括股票操縱案件113件（含新三板操縱案件7件），ETF操縱案件8件，債券操縱案件3件。

從上述2010年至2019年第三季度操縱市場的行政處罰及刑事處罰的分析中不難看出，近年來，對操縱市場的監管從整體來說愈趨嚴格，主要體現在2個方面：（1）定義更加明確；（2）處罰力度加大，法律后果更為明確。新《證券法》的修訂以及2019年7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操縱證券、期貨市場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亦體現出了這種趨勢。

早在2007年3月27日，證監會發布的《指引》中，就將證券市場操縱行為分為至少4類，包括連續交易操縱、約定交易操縱、洗售操縱以及其他手段。其他手段又包括蠱惑交易操縱、搶帽子交易操縱等。而本文所述的虛假申報型操縱市場便屬于此類。《指引》第38條至第47條對虛假申報操縱的構成要件作出了闡釋：構成虛假申報市場操縱行為需要滿足如下要件：（1）行為人不以成交為目的；（2）行為人做出頻繁申報和撤銷申報的行為；（3）影響證券交易價格或者證券交易量；（4）特定時間的價格或價值操縱。上述（2）中的頻繁申報和撤銷申報，是指行為人在同一交易日內，在同一證券的有效競價范圍內，按照同一買賣方向，連續、交替進行3次以上的申報和撤銷申報；而（4）中的特定時間的價格或價值操縱，是指行為人在計算相關證券的參考價格或者結算價格或者參考價值的特定時間，通過拉抬、打壓或鎖定手段，影響相關證券的參考價格或者結算價格或者參考價值的行為。

盡管在《指引》中對虛假申報證券市場操縱的行為有上述定義，但在相關問題的認定上卻仍然存在2個問題：（1）《指引》中未提到行為人的主觀故意，而在實踐中，行為人在主觀上應當具有操縱證券市場的故意，即意圖以不正當手段，影響證券交易價格或者證券交易量，擾亂證券市場秩序，也是構成證券市場操縱行為的要件之一；（2）盡管《指引》中對虛假申報型的證券市場操縱行為進行了描述，但在其上位法《證券法》中卻沒有明確提及。

針對上述問題，2020年3月1日正式生效的《證券法》作出了應對。新《證券法》第55條作出相應的增補。首先，新《證券法》增加了對行為者主觀操縱意圖的要求，以避免過于寬泛的認定，如將新三板做市商的違規行為也認定操縱。其次，新《證券法》相較于舊法增加了對虛假申報型證券市場操縱行為的描述，使得相關行政處罰及刑事案件的理據更加充分，援引更加有力。

就行政處罰而言，根據新《證券法》第192條：“第一百九十二條 違反本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操縱證券市場的，責令依法處理其非法持有的證券，沒收違法所得，并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一百萬元的，處以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的罰款。單位操縱證券市場的，還應當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并處以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的罰款。”相較于舊《證券法》個人“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三十萬元的，處以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的罰款”，單位“處以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的罰款”，處罰的金額幅度有了很大的提升。

就刑事處罰而言，《解釋》對《刑法》第182條第1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作出了具體的認定標準，具體如下表所示：

不難看出，對操縱證券市場行為的刑事處罰設計得較為周延且復雜，總體而言，對施以重刑的情形進行了明確，加大了刑事處罰的力度。

除上述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外，在民事領域，虛假申報市場操縱行為如造成投資者損失的，還應承擔賠償責任。根據新《證券法》第55條末款的規定：“操縱證券市場行為給投資者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虛假申報市場操縱在民事領域的案由一般為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責任糾紛，其本質屬于侵權糾紛。根據《侵權責任法》第4條的規定：“侵權人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的，不影響依法承擔侵權責任。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和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侵權人的財產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擔侵權責任。”由此可見，虛假申報市場操縱行為人如就同一行為被主管部門處罰和/或遭受刑事處罰，因該行為遭受損失的投資者仍有權向其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其賠償損失。

盡管投資者有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但鑒于操縱市場行為的舉證責任問題在新《證券法》及《侵權責任法》中都沒有特別闡述，因此適用一般侵權的規定，即被侵權方需要承擔以下3方面的舉證責任：（1）有侵權行為的發生；（2）存在受害人遭受損失的損害后果；（3）侵權人的侵權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而在實踐中，公眾投資者往往難以就上述事項進行舉證，導致其被判敗訴，如2018年11月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的2018皖01民初806號案中，因證監會并未出具操縱市場的行政處罰書，個人投資者難以證明相關行為人存在操縱市場的侵權行為，也沒有對侵權行為及其自身遭受損失的因果關系進行舉證，被法院判決敗訴。因此，盡管投資者有權向市場操縱行為的實施方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其賠償，但如不能就侵權行為、損害后果和因果關系進行舉證，則很有可能被法院判決敗訴。

本次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全國范圍內宣判的首例虛假申報型操縱市場案在相關監管趨嚴的今天有著重要的意義。首先，該案是操縱市場刑事司法解釋在虛假申報涉嫌操縱市場犯罪方面的首次適用，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可為其他法院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操縱市場是資本市場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如上文所述，存在違法/犯罪手段復雜、舉證難、認定難的問題。但隨著新《證券法》和《解釋》的雙管齊下，加之實踐中的首個判例，可以預見，未來監管機構和司法機關對證券市場操縱行為的打擊將會更為精準、有效。

其次，該案體現了寬嚴相濟，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考慮到被告人都有自首或者立功的表現，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年數不等，處以罰金也有差異，體現了每一個犯罪分子在法律上都會嚴格按照罪刑法定、過罰相當的原則來獲得公正的判決，真正體現了法治社會的重要內涵。

最后，案例也給資本市場發出了清晰的信號，一方面證監會將來可以更加關注此類案件的調查和處理，加大行政處罰力度，另一方面，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也會在啟動刑訟程序時采用刑罰手段打擊這種操縱市場的犯罪行為，也意味著上市公司和廣大公眾投資者可以盡可能免遭因不以成交為目的，虛假申報的市場操縱行為而帶來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