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年有一百萬件破產案件

——在個人破產法即將到來前的猜想

前幾日團隊招新，我對新來的律師說：“如果想專業化，必須選擇一個有發展潛力的專業領域，破產業務是一個可以期待的領域，試想想，如果我國每年有100萬件破產案件，將會是什么狀況？”

2019年全國法院受理破產和強制清算案件數量為1.8萬，距離我所說的100萬有著相當大的差距。但我認為，100萬是合理預測，并非忽悠，甚至說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尤其在個人破產法的腳步聲已經清晰可聞之時。我們從事破產業務的人應當正視這一趨勢，順應這一趨勢，從而推動破產法律制度發揮其應有作用。

數據顯示，美國絕大部分案件在州法院，州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數量在1億件左右，其中半數是交通違章案件，20%的是輕微治安案件，能夠跟我國法院審理的性質重合的案件大約是3000萬件。而2018年我國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約2800萬件，可見兩者的體量大體相當（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因為缺少足夠的輔助人員，我國法官的工作量要大許多）。可見，如果預測破產案件的數量，那么美國的案件數量和結構可以作為參照物。

（二）美國的破產案件及其構成

據李曙光教授所述，美國聯邦破產法院受理的破產案件每年都要超過100萬件，2005年最多，超過了160余萬件，2012年達到130余萬件。2018年度，美國破產法院受理的破產案件數量為776674件，這是因為受《2005防止濫用破產與消費者保護法》的影響，破產案件連年下降。但是，100萬件案件屬于美國破產案件年度收案量的常態。

在美國的破產案件中，個人破產案件也就是非商業破產案件占絕大多數，以2001年度財政為例，全美破產案件總數為143萬件，非商業破產案件占破產案件總數的97.3%，商業破產案件只占2.7%（接近4萬件，結合其它年度的數據，基本在4萬件左右）【注：數據來源于大衛·G·愛波斯坦等著、韓長印等譯：《美國破產法》】，可見，美國破產案件以個人為主。

更準確地說，個人破產以消費者破產為主（2017年共提交了742,323份消費者破產申請【注：數據引自《美國法院發布2017年個人破產數據》，破產法快訊公眾號】，當年的破產案件收案總數為790830件【注：《美國聯邦法院2017年年終報告》，人民法院報文】。

（三）中國的企業破產案件數量預測

自新《企業破產法》公布以來，中國企業破產收案數量趨勢如下： 

2019年度，中國企業破產、強制清算的案件為18781萬件，可以說，再過數年，中國的企業破產案件將能夠達到4萬件左右，甚至數量更高，但是年度數量不會超過10萬件（而且10萬件包括大量的歷史遺留的僵尸企業清理案件），此后，將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的狀態。

（四）中國的個人破產數量預測

影響中國未來破產案件收案量的是個人破產案件。雖然中國現在沒有個人破產法，但是個人破產法已經呼之欲出了。2019年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等13部委印發了《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要構建和完善自然人破產制度，尤其是強調了分步推進建立自然人破產制度；2019年，個人債務的集中清理在溫州、臺州等地開始試點；2020年4月28日，《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草案)》提請首次審議，并已被列入深圳人大2020年度立法規劃，預計年內出臺。

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中規定，“健全破產制度，改革完善企業破產法律制度，推動個人破產立法，建立健全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法規，實現市場主體有序退出。”

從目前的情勢來看，在下一屆全國人大任期內（即2027年前）完成出臺全國性的個人破產法，應當是一個相對確定的事情。

我國居民杠桿率明顯激增，2008年為43.25%，2015年上升到89.52%，2017年陡然上升到112.21%，2008～2017年上升了68.96個百分點，2015年到2017年上升了22.69個百分點。CEIC和美國經濟分析局數據計算顯示，2017年美國居民杠桿率為87.47%，2008年美國曾高達116.29%。當前我國居民杠桿率已遠高于美國，且逼近美國金融危機時高值。雖然中國儲蓄率高于美國，但中國人民銀行數據計算顯示，我國儲蓄率已從2008年的34.94%下降到2017年的12.59%（同期美國為6.3%），并于2016年首次出現居民貸款增加額超過存款增加額，差額為8823.18億元，貸存增加額之比為116.16%，2017年貸存增加額差額激增到25959.57億元，貸存增加額之比急升為157.1%。如果任由這一態勢發展下去，無疑會增大未來我國居民債務的潛在風險。【注：轉引自崔云、溫嬌月：《透視我國居民杠桿率問題》】

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全國無財產可供執行案件大約占到全部執行案件的40％至50％，其中個人債務在執行案件中占了70％。【注：轉引自殷慧芬：《個人破產立法的現實基礎和基本理念》，刊于《法律適用》】對于我國個人破產法而言，還肩負著消化以往執行積案的重任，這使得我國個人破產法的需求可能比同類情況的其它國家更強。

事實上，若再參考中國周邊同屬儒家文化圈、具有相似文化及消費習慣的韓國和日本的破產案件數量，則能更充分地預測中國未來破產案件數量。韓國個人破產案件數量在2007年達到15萬件，之后隨著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及嚴格審查程序的推進，案件數量逐年減少。近年來韓國個人破產案件數量保持在4萬件以上（韓國人口5100多萬）。日本個人破產案件數量在2004年達到了21萬件，之后同樣也是在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及審查制度的作用下，逐年下降；近年來日本個人破產案件穩定在6萬多件（日本人口1.27億）。

結合上述分析，考慮到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中國人口數量14億）及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在遇到系統性金融風險時，100萬件個人破產案件可以算是合理的預測，即便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例如在認定濫用破產程序時駁回申請），也會極大概率穩定在60-80萬件。當然，達到上述數字也需要一個較長周期（按照企業破產法運行，估計需要10年）。

如果一年有一百萬件破產業務，作為破產業務律師，是不是可以躺著數錢了？不是，完全不是。誠然，從目前已經披露的許多案件來看，破產管理人的報酬是比較高的，如圖所示：

但上述破產案件都是上市公司重整案件，自身存在較高的重整價值，屬于破產案件中的優質資源（最終清償的財產價值高），而上述上市公司都在不同程度存在退市風險，必須在指定時間內退出破產程序，所以所耗時間較短。優質案件資源加上時間短，自然體現在單位時間內的收費高，但這些案件只是少數案件，而且基本上被頭部律師事務所中的破產團隊所壟斷，所以不能體現出破產從業者的整體狀況。

事實上，真正能夠體現出破產從業者基本狀況的是通過搖號方式確定為管理人的案件，這些案件的基本情況是財產較少或基本沒有財產，基本流程與大案件一樣，屬于“掙錢不多，事情不少”，有的案件中管理人甚至會出現“跳車逃生”的局面。

個人破產法實施后，由于個人財產的主要構成是房屋，且房屋又多設定抵押，管理人基于抵押財產的價值收費較低（目前企業破產法中，管理人基于抵押財產的處分收費不得超出一般財產計費標準的10%），因此，可以想見的是，個人破產中管理人報酬普遍不高。如果參照英國的數據，英國將能夠支付私人破產執業者費用的破產案件交給私人執業者，將不足以支付私人執業者費用案件交由官方接管人，而官方接管人負責處理的案件保持在75%左右，也就是說75%的案件是無法支付管理人報酬的。【注：數據來源于費奧娜·托米著：《英國公司和個人破產法》】中國未來由政府組成官方接管人直接接管破產業務的可能性不大，應當還是由破產從業人員辦理，這意味著大部分業務將是微利的。

我認為，在破產案件突破一百萬件時，破產業務必然整體上處于低利潤的時代，當然，這也與國際上的境況是吻合的，畢竟在破產案件中獲得過高利潤很難獲得普遍支持。

（二）政府補貼金額高

正如前文所述，未來多數的破產案件都是不足以支付管理人報酬的，而現實是，不僅需要管理人去推進相關工作，而且還會強化管理人的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因此，無論如何必須讓管理人有合理的收入，雖然這種收入無法與非破產律師業務、會計師業務相比。那么管理人的收入該如何保障呢？唯一能夠提供資金的就是政府，因為破產法律制度的運行本質上也是政府應當向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由政府進行補貼就理所應當了。

2020年4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發布了《破產費用援助資金使用辦法（試行）》，由市財政撥付專項資金，在本市各級人民法院“法院辦案業務費”中列支，用于支付財產不足以支付破產費用案件中破產費用。具體的額度是破產費用最高為15萬元，管理人報酬最高為10萬元。當然，北京高院的做法是借鑒了其它地區做法，該辦法的出臺意味著通過財政補貼推進破產案件進度，已經步入成熟和推廣階段。

我認為，上述做法只能算是權宜之計，隨著個人破產業務的開展，上述支出金額將是十分巨大的，從法院辦案業務費中列支可能會出現該部分費用比例畸高、尾大不掉的局面。況且，屆時法院在財務方面的支出監管責任過重，也與法院的角色相悖。未來中國可能借鑒發達國家的做法，成立破產管理署之類的職能部門，專司財政資金的使用和具有公益性質管理人業務的監管。

（三）法院更廣泛授權

如果參照美國聯邦破產法院的編制，據李曙光教授所述，美國一共有94個破產法院，人數為316人【注：引自李曙光著《美國破產法院如何運轉》，破產法快訊公眾號載】，結合前述美國破產法院的收案量，每個法官每年審理的破產案件數量應為3000件，這就意味著大量的工作不會在法官手里完成，而由管理人完成，除了少數復雜的案件外，法官基本上不會參與破產程序的具體運作。

我國破產法的運行之中，管理人的權限非常有限，許多事項都需要法院出面才能辦理，例如：賬戶查詢、中止執行、債權人會議召開、債權確認、財產變價方案、財產拍賣、財產過戶、財產分配以至于后期的注銷，莫不需要法院出面，給法院造成了極大的工作負擔。即使是破產案件審判的先進法院，每年處理的破產案件數量也有限，很難負擔以后破產案件爆炸的需求。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推進破產案件依法高效審理的意見》，北京高院與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北京監管局等聯合發文，上海高院與上海市場監督管理局聯合發文，都涉及到由管理人直接查詢相關信息或辦理相關事項，簡化手續，從而提升管理人履責的能力。這些代表著一種方向，即法院更廣泛地授權，各部門更廣泛地配合，從而減少司法資源的無謂投入，以提升破產案件推進的效率。

（四）破產業務團隊的分化

就企業破產業務而言，未來可能會分化出專門的重整業務團隊和清算業務團隊，重整業務團隊更多地向經營管理的方向發展，比如美國通用汽車破產案件中的首席重組師，律師和會計師更多地從事輔助性工作；清算業務團隊則主要由律師和會計師組成，側重于資產處置和公平分配。

未來由于個人破產業務市場的開展，破產業務團隊的分化將更明顯。當然，我覺得個人破產也會分化成兩種類型——商事破產和消費者破產，商事破產是基于商業行為而導致的破產，主要表現在企業家因投資行為、擔保行為而破產；消費者破產主要表現為因信貸行為而破產。

商事個人破產程序往往會與企業破產程序相合并或相協同，與現有的企業破產業務特點較為相似。而消費者破產業務的特點則不同，消費者破產業務一般債務金額較小，破產財產價值較低，跨區域執業的成本過高，所涉及的法律主要為民事領域的法律。因此，本土化、專業民事化的團隊更適宜于消費者破產。

作為一名破產從業者，我親身經歷了破產案件收案七連跌和近年來的連年爆增，我認為中國破產法律制度的發展是法律史上的一個奇跡，各個制度都在迅速地探索、完善，短時間內走完了發達國家數百年才走完的路。每個破產團隊也都會在辦理案件過程中經歷跌跌撞撞，不斷地成長起來。在這個破產法律風起云涌的時代，每一個破產從業者不能說自己已經悟得此中三昧。“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我覺得真正以破產為業的從業者，都會感覺到需要不斷改變、不斷創新以適應破產業務的變化。

就我而言，我覺得未來的破產團隊應當是這個樣子：

（一） 高度組織化

我認為，即使是個人破產廣泛到來，破產團隊的業務也是有很多流程的，如果一個律師自己走完全部流程，成本高且效率低；如果是規模較大的案件，小團隊也根本無力完成。因此，無論是低利潤的個人破產案件，還是規模大且復雜的企業破產案件，都需要進行高度組織化的團隊開展相關工作。

在破產團隊中，會設置不同的組別，有專司調查的，有專司訴訟的，有專司債權審查的，有專司財產管理的，有專司經營的，有專司勞動人事關系的，有專司方案制作的，有專司財務的。

在不同的級別內部，為了節省成本，會有不同層次經驗和能力的人員，如合伙人、執業律師、實習律師、律師助理、實習生。

在破產團隊外部，也會有固定協作的輔助團隊，如審計、評估、財務顧問、資產處置等團隊。

由于未來高度組織化的運作，我認為未來會出現以破產業務為主的連鎖式經營模式，由總部進行品牌運作、人員培訓和調配、操作規程統一以及管理系統統一，由分部進行具體的業務開展。

（二） 高度標準化、規范化、集約化、流程化

我國破產法本質上是從法院的角度講如何去辦理破產案件，而實際上大量的工作是由管理人來完成的，對于管理人在推進破產程序如何獲取信息，如何推動程序，遇到阻礙如何尋求幫助等問題，直至近年來才引起重視，并提供部分規則以供參考。雖然在涉及到管理人承擔責任方面，法院在感情上較為理解管理人，少有判令承擔責任，從寬解讀“忠實勤勉義務”。但是，長遠來看對管理人的約束必然會收緊，如果不能做到以行為來證明盡到忠實與勤勉義務，則很有可能被判令承擔責任。為了應對可能的風險，越來越多的管理人隊伍開始進行破產業務的規范化、標準化。近期北京破產法庭發布了《破產案件管理人工作指引（試行）》，上海破產法庭發布了《管理人工作系列文本參考樣式》，都旨在引導管理人業務走向規范化、標準化，規范化和標準化是一個已經在形成的趨勢。

流程化和集約化是未來應對個人破產案件激增的必然趨勢，由于未來破產案件數量巨大，且單個案件收入較低，與之相適應的就是提高破產案件的集約化、規范化和流程化，以減少人力成本。我們可以想象，被確定為一件破產案件的管理人之后，行政人員會迅速確定主辦律師，主辦律師閱讀案卷之后，根據案情制作常規工作清單和特殊工作清單，相關人員根據清單到各個部門開展調查、財產接管、債權人通知公告、債權審查和破產撤銷等工作，隨后將工作成果反饋給主辦律師，主辦律師根據情況再根據反饋信息，制作新的工作清單交付給相關人員，如此反復，直至最后破產程序結束。

當然，我并不認為上述業務運作機制使破產業務喪失了專業性；我認為，管理人業務的專業性恰恰是其對專業團隊的要求，突破傳統律師業務中一個律師帶著一個助理的模式。專業而有效率的團隊，既能夠確保管理人業務避免不必要的執業風險，又能夠確保有利潤。

（三） 網絡化、信息化的高科技工具廣泛運用

今年疫情以來，召開網絡債權人會議成為破產案件的標準配置，我們團隊也有兩個案子采取網絡債權人會議，客觀上說，超出我們的預期，想象中的麻煩事兒沒有出現，同時，解決了傳統模式的許多難題。后來，我又刻意地看了許多為管理人提供項目管理的程序，盡管很多程序的設計與破產業務的實際尚有差距，但仍然可以感受到這些程序對破產業務痛點的把握。

首先，現有的科技手段基本上都能解決債權申報、后續債權人通知、債權人會議、向債權人發布公告等問題，從而可以省去許多事務性工作，大大節約人力成本。

其次，目前科技手段有一些任務清單模塊和審批流程，有利于加強破產團隊內部的管理，有利于大規模團隊的協同。

再次，目前科技工具里有一些文件存儲、模板檢索功能，可以實現實務經驗的積累與分享。

目前，破產業務科技工具的功能屬于基礎性功能，未來還有很大的想象空間，如果能夠實現與破產企業的OA系統、財務系統、ERP系統甚至是法院的審判系統和執行系統的聯通與信息共享，將會大大提升破產業務的智能化。“有苗不愁長”，我覺得經過不斷創新、打磨、迭代，這些程序能夠滿足破產業務的多數需求，成為破產業務團隊管理和業務運作重要助手，推動破產業務的規范化、標準化、集約化和流程化。

“好腦子不如爛筆頭”，好筆頭不如簡單的信息化，隨著破產業務的激增，運用網絡化、信息化的科技工具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