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融小包總

來源：泓策投研手札（ID：FinanceBao）

（一）便利化借貸、信用卡發卡倍增的背后

從物物交換，到通過一般等價物交換，再到通過金融機構背書信用來交換，傳統消費市場必須以現金做為交易的歷史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以信用為基礎，通過金融工具，享受先先付款的方式進行消費。

截至2018年二季度末，中國大陸市場信用卡和借貸合一卡在用發卡數量共計6.38億張，人均持有信用卡0.46張，授信額度2.19萬億。伴隨著國內信用卡市場規模的飆升，2018年以來信用卡不良率開始出現攀升，不少銀行開始放慢信用卡業務的發展。

圖一：個人貸款、信用卡不良余額及不良率

數據來源：銀監會

中國大陸市場，除銀行發行的信用卡外，由于監管放松和金融科技創新，支付寶/微信、P2P、分期平臺、場景金融的大規模發展，又使得通過金融機構背書信用，消費場景誘導，以移動端智能手機為媒介，超高速便利化借貸成為可能，實質性放大了個人信用交易的可能性和規模。其獨特的產品特性，使得消費者在幾乎難以抵擋物欲刺激的時候，便利化獲取資金成為可能，而便利化背后所潛藏需支付的巨大成本隱憂在當時的時點往往并不重要。

（二）P2P暴雷背后，資金端和借款端，兩端受害

2018年以來，P2P平臺暴雷劇增，絕大多數P2P平臺主要風險是平臺本身不合規、甚至不合法導致的操作風險，由操作風險進而導致信用風險和流動性危機。P2P大躍進式發展導致原本在銀行難以獲得授信的次級客戶得到借款，同時也衍生出大量被人詬病的校園貸模式，因網貸借款過多而陷入危機的學生、白領和藍領案例比比皆是，甚至因而衍生出一個“債緩還”的平臺。資金端，除已眾多周知的維權活動，如杭州黃龍體育中心P2P大規模維權活動外，最近杭州甚至出現了年輕女子因巨額投資問題平臺，無法回收投資款而自殺的事件。

圖二 ：P2P累計平臺及問題平臺總數

數據來源：網貸天眼

（三）個人破產時代的來臨：房貸車貸卡貸處處是貸

物欲時代鼓吹提前消費，金融便利化助推透支消費， P2P滿地是雷，疊加金融周期上半場家庭債務規模暴漲，而今又面臨實體經濟下行期，裁員潮滾滾而來，我們或面臨個人破產時代的到來。房貸車貸卡貸處處是貸、風雨滿樓，各自珍重。

圖三：個人貸款余額及債務占家庭總財富的比例

數據來源：wind

幾乎人人負債的時代，在金融消費者和金融機構之間形成一種特殊的閉環，金融消費者借款消費-還款-消費-還款，金融機構出借-收回-出借-再收回，進而攫取一進一出之間的差價。當金融消費者還款這一環出現障礙，金融機構會竭力讓游戲繼續玩下去，而金融消費者會想方設法逃離這一游戲。此時將游戲規則完全交給游戲的參與者無疑是很危險的事。監管者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一定是，一方面規范金融機構，另一方面規范金融消費者。

（一）限制不公平催討：有所不為

分析國外已經存在的制度，美國的公平債務催收行為法、英國的消費信用法《the ConsumerCredit Act 1974》、日本的債權管理回收業特別措置法及貸金業規制法規范的重點都在催收。

美、英、日規范催收主體及客體的相關比較表

以美國為例，1977年美國聯邦政府制定公平債務催收行為法《Fair Debt collection Practice Act》,當時恰逢美國信用卡交易蓬勃發展期。公平債務催收行為法，其制定目的在于規范第三債務催收人的債務催收行為，禁止債務催收人以騷擾、侮辱、欺詐、脅迫及其他不公平的行為方式為債權人向消費者催收債務，以保護消費者之名譽、信用、隱私等人格權益，來確保未使用不公平催收行為之債務催收人不會處于不利競爭地位。其邏輯是限制不公平催收，凈化催收環境，據此指引更多的催收人采用公平、合理的催收方式。

中國大陸地區對債務催收有關問題無直接規定，僅《憲法》、《刑法》、《民法通則》、《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法規中明確保護公民（自然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債務催收過程中侵犯債務人相關權益的行為將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

銀監會所發布的《關于進一步規范信用卡業務的通知》（銀監發［2009］60號）、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監管管理辦法》（2011年第2號）等規范性文件規范商業銀行債務催收的外包行為，而非規范債務催收機構及其催收行為。

我國委外催收的現實情況是亂象橫生，野蠻生長。政府層面公安部、國家工商管理總局從命令禁止開辦討債公司到將“信貸催收”納入到企業注冊經驗范圍。正規注冊的催債公司的30萬工作人員和更多的未注冊人員，為上萬億的不良貨代奔走追逐。以“山東辱母案”為代表的因催收引發的命案不絕于耳。當借款插上互聯網的翅膀，催收行為一樣在互聯網浪潮下，借由“互聯網+”的方式如影隨形。人工智能、APP等手段的介入，催收行為簡單了，違法催收行為則愈發復雜。

在美國頒布公平債務催收行為法的40年后，深圳市互聯網金融協會向全市各網貸平臺下發《深圳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催收行為規范》（征求意見稿），終于給網貸催收行為劃定出“十禁止”，屬于第一個吃螃蟹，勇氣可嘉。

美國公平債務催收行為法一方面以負面舉例方式列明不公平催收行為，另一方面積極地具體劃定催收人于設法取得債務人之地點資訊時所應遵守的程序，筆者認為時過境遷，在借鑒美國立法時，仍應該進一步研究這種立法方式對催收債務執行的實際影響和成效。

（二）打開退場通道：平穩出局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制定的《債務清理法治立法指南》所確立的債務清理的關鍵目標主要包括1.為市場提供確定性以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2.資產價值最大化3.在清算和重組之間求得平衡4.確保對處境相近的債權人的公平待遇5.規定及時、高效并公正地解決破產事務6.保全破產財產以便公平分配給債權人7.確保有一部鼓勵收集和提供資料的有透明度和可預測的破產法8.承認原已存在的債權人的權利，就優先債權的排序確定明確的規則9.建立跨國界破產的框架。

美國從1800年第一部破產法頒布到1978年破產法典施行到現在，對于自然人破產的處理已經積累超過200年的經驗。日本破產法歷史悠久，到1999年頒布《民事再生法》，日本形成破產清算、公司整理、公司更生和民事再生的特殊法律體系。

相比美、日等國早已確立的“自然人債務清理法治”機制，中國臺灣地區及大陸長時間的處于草創階段。臺灣地區在經歷過21世紀初影響惡劣的“卡債危機”后，方于2007年制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從現在來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存在有局限性，然從文明進步的歷程來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的出臺仍舊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同樣徘徊在個人破產制度之前的大陸地區而言，必須承認，同根同源，解讀臺灣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必不可少。

以下筆者以臺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為例，分立法核心、基本架構及內容要點、對金融機構的影響分述。

1.其立法的核心有四點：

其一、因消費者財產較少，債權債務關系較為簡單，故宜以較現行法[1]更為簡便易行的程序處理其債務問題；其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立法目的在于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它利害關系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保障消費者的生存權這一最基本人權，以及促進社會經濟之健全發展；其三、參照破產法上的和解及破產雙重程序，清理條例設計了債務清理的雙軌制方案，即重建型之更生及清算型之清算程序；其四，為防止債務人濫用債務清理程序脫逃債務，侵害債權人利益，誘發道德危機，條例對債務清算申請人規定了較為嚴苛的行為限制。 

2.基本架構及內容要點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采用總分則結構，分為四章，劃分為第一章總則，第二章更生程序（第42條至第79條），即積極型重整，第三章清算程序（第80條至第145條），即積極性清算程度，第四章程序外協商之前置（第151條至第154條）。

1）第二章更生程序，旨在促進債務人自力更生，藉由強化法院的調查職權，將債務人的財產狀況透明化，減輕其負擔，降低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的條件，及法院之適時介入，得徑為裁定認可更生法案，使債務人得于盡其能力清償債務后免責，而獲重生機會。

2）第三章清算程序，為鼓勵債務人努力更生，迅速處理分配應屬清算財團的財產予債權人，就應屬清算財團的財產，以固定主義為原則，兼采膨脹主義，并于法院裁定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后，迅予債務人免責及復權。而為避免債務人濫用此制度，予嚴謹限制。

3)第四章程序外協商前置。更生和清算程序均需法院介入，將程序外協商作為前置條件對于債務人和債權人雙方都有好處。對于債務人，法院裁定債務人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的，債務人的生活、權利等等都會被諸多限制，更生、清算程序是債務清償的最后手段，不得以而用之。即以債務人和債權人無法協商為條件，滿足這一條件情況下，才能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

臺灣地區的協商前置程序并非完全的前置，而是有限制的前置，范圍是消費借貸、自用住宅借貸、信用卡或現金卡契約而負債務。基于債務人對于金融機構所積欠之債務法律關系較為單純，為使債務人得自主解決其債務，明定債務人對于上述債務，采協商前置主義及申請之對象、協商者應遵循之程序、協商成立之要式要件、及法院審核程序并賦予執行名義。前置的債務協商能為陷入債務困境的消費者債務人提供債務問題的建議，也能給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大成債務和解創造條件。

3.對金融機構的影響

受《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實施的影響，金融機構對于發放信用卡等無擔保消費性貸款的流程轉變為事前嚴審和放貸后風險控制的方式。選擇信用良好的客戶以管控違約風險及損失，從消極追償態度轉變為積極追償態度，一旦發生客戶違約時，第一時間采取債權保全措施，以減低其壞賬損失。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設置的立意是為減輕債務人的債務壓力，以維持其基本經濟生活。因而法院在裁定施行更生或破產程序后，對于債務人所欠本金及利息都予以相當成數的酌減，并同時輔以免責機制的運用，使債務人在償還一定成數債務后實現一筆勾銷的效果。因此對于金融機構的利息收入及本金收回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因系現金卡及信用卡之性質為無擔保授信，這類金融商品倒賬風險過大，金融機構對于無擔保授信的年利率最高上限可為20%，一般金融機構利息收入大多源自于此，運用《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所通過的更生程序或清算程序，在免責機制運行中對于債務的利息費用大多會因此部分或全部免責，使得金融機構凈利潤受到相當的侵蝕。不僅如此，在債務人因履行更生或清償程序后，未履行債務部分都可以裁定免責，金融機構非但因無擔保授信而支出的費用無法收回，更甚者連本金亦無法全數收回，使得金融機構逾期放款比率及金額提高，使財務報表有顯著惡化的情況發生。

金融機構因《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的實施，一方面需要在債務人財務惡化時必須設置警示訊息以施行保全措施，因此必須購置軟硬體設備以應條例的實施，另一方面，因其有前置協商作業而需增聘專業人員以為控管，這些額外增加的物力、財力皆會使金融機構的運營成本增加。

金融機構除上述為因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所產生的財務成本外，尚需考慮的是道德違約風險增加的程度，因為在《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中有免責機制的設置，造成消費者有消費后無需償還債款之錯誤印象，往往不量入為出，造成巨額負債之后不思積極償還負債，此違約道德風險提高所產生的損失，不僅使金融機構無法收回為此項借款所支出的費用，亦浪費甚多人力及物力在追蹤、處理此筆貸款，此為金融機構的最大風險所在。

漢高祖約法三章，首條殺人者死，與之相對應的欠債還錢觀念深入人心。我國歷來沒有債務退場的傳統，迄今為止，破產的范圍僅限于企業，自然人尚無破產機制。

現行有效的《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八條規定，債務應當清償。暫時無力償還的，經債權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決，可以由債務人分期償還。對于債務人而言，最好的結果不是不用還而是分期還。《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第七十條規定的“在特殊情況下，確認信用卡欠款金額超出持卡人還款能力、且持卡人仍有還款意愿的，發卡銀行可以與持卡人平等協商，達成個性化分期還款協議。個性化分期還款協議的最長期限不得超過5年。”大致還是一個意思，即可以緩還，不能不還。

風雨滿樓，前車可鑒；各自珍重，該控制發卡的控制發卡，該理性消費的理性消費，該進行監管的進行監管，坑已埋下，路在何方，我們認為也許全面推行個人破產制度的條件未必成熟，但是在小范圍內開展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參考臺灣的經驗，逐步引入個人破產機制，引導金融消費者債務有序退場應當是符合發展的大方向的。

[1]主要指臺灣地區之破產法，臺灣地區1993年所發布的破產法適用范圍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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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個人破產時代眾生慘象：監管驟需健全金融消費者債務退場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