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務中，評價借貸是否屬于“借新還舊”在借貸雙方之間并無實際意義，借新還舊與否均不影響借款人還款責任。但站在擔保人的立場看，主借款合同是否存在“借新還舊”情形，則直接關系到新加入擔保人是否當然承擔擔保責任的問題。借款被認定為“借新還舊”的，債權人主張新加入擔保人擔責，則有義務舉證證明新加入擔保人加入擔保時對“借新還舊”事實明知或應知。如果借款不被認定為“借新還舊”，如果擔保人以主債權人和債務人串通騙保的，擔保人有義務對其主張予以證明。因此，某種程度上講“借新還舊”的認定與否直接關系的保證人免責事由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

正如本文援引判例，最高院否認案涉舊款屬于“借新還舊”，基于本認定，法院認為擔保人有義務對其所主張的主債權人、債務人串通騙保舉證。相反，如果本案結算型借款合同認定為是“借新貸還舊貸”的話，則保證人否認知道“借新還舊”事實的情況下，債權人則有義務舉證曾經對借款形成的結算背景明確告知過。

最高院在本判例中存在兩個筆者強烈不敢茍同的認定：

1、結算型借貸合同，是否屬于“借新還舊”？筆者針對本問題曾結合最高院判例進行過分析，詳見《最高院：投資返還款結算后轉為借款，實質屬“借新還舊”，不知情擔保人免責》。對原債務進行確認與借新還舊存在本質不同，前者只是對原債務的匯總重新確認，后者則體現了當事人以新債消滅舊債的意思表示。本案中，當事人將之前雙方的借款本金及利息進行匯總，表明看似為對原債務的確認，但雙方在匯總后新訂立的合同中約定將將之前借款本金及所產生的欠付利息作為新的借款本金，明顯屬于借新還舊，本質上就是主合同當事人有建立新債以消滅舊債對意思表示，此情形如果債權人未明確告知新加入的擔保人，擔保人主張免責當然無可厚非。對于本案，最高院否定借貸屬于“借新還舊”實在讓人匪夷所思。

2、本文援引判例中，擔保人在借條上作為擔保人簽字，最高院根據借條載明“借款人出具借條時，借款人已全額收到借款，蘭峰作為擔保人在借條上簽字”推定擔保人明知借貸背景事實，筆者不敢茍同。筆者認為本案涉案金額2000余萬元，僅憑借貸雙方一句“借款人已全額收到借款”不能免除借貸雙方對于借款如何支付予以說明，更不能以此認定擔保人對借條背后的真實形成過程是知情的。

況且，借款人在公安機關接受調查時陳述稱：“沒有告知蘭峰是我之前向戴瓊借的款，在去找蘭峰擔保前，戴瓊就跟我講用2012年1月10日的這份合同跟蘭峰講擔保的事，之前的合同就不要提了。”債權人在公安機關接受調查時也陳述稱：“我沒有專門告知蘭峰。但是蘭波講他已經跟蘭峰講好擔保了，我認為蘭峰應該是知道的。”上述事實表明債權人和債務人均未明確告知借款是原借款本息結算的匯總，法院僅憑擔保人在借條上作為擔保人簽字時應看到“借款人已全額收到借款”而直接認定保證人知曉所有事實且自愿擔保，筆者認為十分牽強。針對擔保人在提供擔保時“大包大攬”式認可所有情形的全責擔保表述不能免除債權人借新還舊之告知義務的司法精神，筆者曾梳理過最高院的一則判例，詳見《最高院：僅憑保證合同中概括條款不足以認定保證人自愿為“借新還舊”擔保》。基于上述兩點，筆者認為最高檢的抗訴意見應被采納，最高院判決有失公平。一孔之見，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