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為王的時代，負面消息不斷，全網口誅筆伐，山東在輿論中似乎顯得格外“不堪”，仿佛是一個地域素質落后、思想落后、經濟落后的“土憨憨”。

但山東其實并不簡單，也并不弱。

2018年，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曾感慨于山東經濟的差距，落下一句“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嘆。但這種差距是在和廣東江蘇比較的前提下。

2019年山東GDP達7.12萬億，第三。

雖然5.5%的名義增速靠后，但放眼全國，經濟總量僅次于廣東的10.77萬億和江蘇的9.96萬億。是粵蘇倆超級大省的超級光環，才把山東這一“千年老三”襯托得有些黯淡。

資料來源：國盛證券

眾人只知，山東當老三當了很多年。

但眾人不知的是，在粵蘇40余年競爭“經濟一哥“的路上，山東從不曾缺席，也曾和粵蘇不分伯仲，甚至也曾超過它們。

正解局曾對全國GDP前10經濟角逐做過統計，自1978年春風吹起之后，廣東一步步坐上“老大“的位置，在1989年后無人能撼動其位。

但山東卻和江蘇彼此虎視眈眈。

鄧公曾在1979年視察山東，“解放思想，發展經濟”極大地鼓舞了齊魯大地，一時山東風光無限，鄉（村）鎮經濟異軍突起，海爾冰箱張瑞敏更是成為當時的商業神話。

也是在那幾年，山東經濟駛入快車道，1982-1985年山東更是連續4年GDP全國第一。

雖然后來先后被廣東和江蘇超過，但這些年一直穩居前三，未曾掉隊過。

資料來源：正解居（單位：億元）

因此，即便近幾年山東經濟頹勢漸顯，與廣東、江蘇的差距越來越大，身后的浙江也窮追不舍，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山東始終是一個經濟強省。

更何況，山東當局也意識到了自己“由別人追著跑到追著別人跑的尷尬境地”，意識到文山會海、苛細管理不能解救山東經濟，意識到問題出在政府本身。

為此，這幾年山東經濟動作亦大開大合。

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山東也許會繼續當“老三”，但也沒那么容易被超過。

漫天的“山東唱衰論“，更多的是焦慮與危機感，它的經濟實力仍可以唱好。

而經濟實力，就是政信信仰的最大話語權。

經濟實力直接掛鉤的，是財政實力。

財政實力和經濟實力呈正比，但財政實力和GDP又有區別。好比一臺電腦5000元，政府收稅10元，5000元納入GDP，10元納入財政收入。

財政收入是政府每年能收到的錢，在政信信仰里，地方政府有多少錢直接和償還能力有關系。

按照2015年新預算法，財政收入分四類。

其中最重要、也是占比最高的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其組成主要為稅收，占比在70%-80%以上。

資料來源：山東省財政廳

2019年山東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6526.64 億元，位居全國第五。其中，稅收收入4849.22 億，占74.3%，財政收入質量較高。

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0736.82億元。財政自給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60%。

所謂財政自給，自給率越高，對中央依賴度越低，越不需要“轉移支付”來補貼地方債務。

山東的60%，與江浙70%左右的自給率相比，略遜色不少，但絕對不差，處于全國中上游水平。

一項經濟實力，一項財政實力。這兩項是政信底氣，屬于“政府錢袋子“，也是信仰的潛在支持力，底氣越足信仰越強，信用風險越低。

而壓在政府肩上的擔子有多重？

這得看債務情況。

以國盛證券的統計口徑來看，2019年，山東省狹義負債率（地方政府債務余額/GDP）僅為18.5%。

即使是發債城投有息債務，經調整債務率（發債城投有息債務/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22.5%，也在全國排16，處于中等水平，低于江蘇，也低于浙江，總體債務規?？煽?。

資料來源：國盛證券

一言以概之，山東債務負擔較輕。

所謂政信項目，簡單來說，不過是政府平臺為了城市發展建設而發的債，因背靠政府信用而備受青睞。

在“全國第三”的存量經濟實力面前，債務負擔較輕，那政信項目不堪比一頓盛宴？無論是政府還是各金融機構，都動力十足。

這也是山東政信雖起步晚，卻迅速躥紅、成為政信界僅次于江浙之后第二梯隊的原因所在。

如果論經濟均衡，老大廣東不如老二江蘇。

畢竟，江湖有言“散是滿天星，聚是蘇大強”，全國沒有一個省的地級市能像江蘇13市般個性突出，中國“唯一”一個所有地級市都晉級百強城市的省份。

但論百強市數量，老二江蘇又不如老三山東。

（資料來源：21財經）

16個地級市有15個入榜，僅日照排在101位，也僅是一位之差，全國最多地級市入選百強的一省。

而江蘇13個地級市全部入榜，排第二；

廣東21個地級市11個入榜，排第三；

浙江11個地級市8個入榜，排第四；

因此，倘若論區域經濟的均衡性，山東才是最極致的那個。大半城市GDP都在3000-5000億的區間，突破萬億大關的唯青島一市，濟南尚且只是萬億GDP種子選手。

資料來源：國盛證券

雖強者不強，但弱者也不弱。

這種城市均衡模式，在改革開放初期格外吃香，沒有哪個“吸血鬼”一枝獨秀，一省之內諸城百花齊放，均抓住政策的春風，各自發展市（鄉/鎮/村）特色經濟。

就像壽光一個100多萬人口的小縣，“中國蔬菜之鄉”，沒有在壽光買不到的菜，也沒有壽光賣不掉的菜，既能影響國內菜籃子，甚至也能影響韓國泡菜。

不只是蔬菜，衣食住行，山東均不輸人，最令人矚目的更是它冠絕地球的工業經濟。

全球41個工業大類，山東全有，中國唯一一個大類齊全的地方，也是世界唯一。

206個工業中類，山東有196個；

656個工業小類，山東有556個；

這也是在2009年之前，山東經濟能與廣東、江蘇不分伯仲的重要基石，它的工業制造能力不只在國內遙遙領先，在世界也是個中翹楚。

而廣東在08年金融危機后“騰籠換鳥”，江蘇推進產業信息化，剩下慢了一步的山東，未能意識到科技創新帶來經濟活力的重要性，因此在往后那些年，山東才逐漸落于下風。

都說山東經濟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大而不強。 劉書記新官上任三把火，帶著國家任務來“換血”，藉以希望把山東“強者不強，弱者不弱”的區域存量經濟盤活。

這不僅事關山東，更對中國意義重大。如果真能盤活區域經濟，活的不只是山東，也是中國。

而區域情況，正是政信的一個重要分析維度。

“滿朝公卿半山東”，當全網黑山東時，必黑山東“官僚作風”，必黑山東政府。

客觀而言，政府的“有為”與“無為”，確實是山東經濟在近幾年逐漸落下來的原因之一。

但也是政府的作為，政府的潛在支持力，政府的重視度，使得山東城投平臺總體優于全國。

山東城投主體評級分AAA、AA+、AA和AA-四檔，高等級平臺占比較高，多集中在AA檔，占比53.66%。

我們引用一下標普信評的結果。

資料來源：標普信評

山東131 家樣本城投，其潛在主體信用質量中位數高于全國 1700 家樣本城投的中位數。

背后的原因，未嘗不是山東省內多數城市的潛在支持能力較強。

第三的經濟總量，第五的預算收入，較好的財政平衡，較輕的債務負擔，均衡的區域經濟……這些都給了政府底氣來支持城投平臺、為城投平臺“買單”。

其次，是當地政府的態度。

不同的城投企業對當地政府的重要性不同，職能定位、公益性、業務不可替代性、收入和資產規模、企業數量、戰略地位……多維度綜合，分量不同，“受寵”程度也不同。

資料來源：標普信評

聊城、棗莊因城投企業以縣級為主，雖集中承擔了所在區縣相關職能，但因層級較低，故對當地政府的重要性只處于“高”，而不是“極高”。

因此，雖16市政府依賴度較為分散，但山東城投平臺，對于當地政府的潛在重要性，整體居高。

城投平臺，在地方融資歷史中，扮演著一個有功也有過的角色。

它為地方政府“輸血”，彌補了基建融資缺口，又推高了融資成本，地方債務越滾越大。

可在政信項目中，信用質量高、違約風險小的城投平臺，是政府信仰難得的一記春風，價更高。

看經濟，看財政，看區域，看平臺。

政信屬于非標，但又屬于非標中相對“標準化”的，上述四個維度構成了其一套固有的、且為市場所共識的分析邏輯，有時還有一個增信指標。

龐大的存量經濟，確實為山東政信項目的信仰加分不少，但一如過去那篇流傳甚廣的《山東終于意識到了自己的落后》所指，它的內里問題已經十分嚴重。

墊底的經濟增速令山東心生危機。

與廣東、江蘇連年拉大的差距也令其尷尬。

它著急了。

為此，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在2018年的動員大會歷數近年來山東發展之落后，提出山東需要“新舊動能轉換”，當時一舉一番話也是驚艷了四野。

而錯過了過去互聯網瘋狂的十年，近兩年終于意識到數字經濟、科技創新的山東，今年把盤活存量經濟的重心，押在了新基建之上。

過去，山東城市建設管理比較粗放，濟南“一把手”就曾公開直言，“濟南就像個縣城”，甚至還扎心補刀，“連縣城都不如，就像個農村大市場。”

現在的山東，開始大肆搞城市建設。

老基建“鐵公機“，2020 年，山東的主要目標是綜合交通建設計劃投資 1842 億元。

其中，公路建設投資 922 億元，

鐵路建設投資 383 億元，

港航建設投資 107 億元，

機場建設投資 74 億元，

場站建設投資 30 億元，

城市軌道交通建設投資 326 億元。

此外，據《山東省新基建建設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山東將圍繞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重點領域，謀劃儲備新基建項目101個、總投資483億元。

一旦基建狂潮開啟，城投登場時刻就到了。

倘若數字化轉型成功，龐大的存量工業經濟盤活，那山東更當如虎添翼，經濟煥然一新，政信信仰也將更被加強。

而倘若大基建時代降臨，融資需求更甚，市場上的政信項目、城投平臺，又更有可能成為資本競相角逐的“香餑餑”。

因此，我們說，雖山東正“乘風破浪”中，山東政信卻是資產荒下值得一試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