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韜

現行《公司法》（根據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決定》第四次修正）第216條對公司實際控制人定義為雖不是公司的股東，但通過投資關系、協議或者其他安排，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2021年12月24日發布的《公司法草案》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三項關于實際控制人的定義刪除了 “雖不是公司的股東”的限制。由此可見，與證券行業規則關于實際控制人主體身份的定義趨于融合統一，實際控制人, 是指通過投資關系、協議或者其他安排, 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具備公司股東身份與否不影響實際控制人的認定。

同時《公司法草案》也對實際控制人濫用公司控制權，損害股東和公司債權人合法權益的責任規定的更清晰，參照適用《公司法》第20條關于公司人格否認，突破股東有限責任的規定。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利用關聯關系損害公司利益給公司造成損失的, 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利用其對公司的影響, 指使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從事損害公司或者股東利益的行為, 給公司或者股東造成損失的, 與該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承擔連帶責任。

民事和刑事案件，包括執行案件中，對公司實際控制人的認定遵循實質大于形式的原則。常見的情況有：1、實際控制人通過間接持股的方式對公司予以控制；2、簽訂《股權代持協議》，通過名義股東間接控制公司；3、簽訂《委托經營合同》、《信托合同》以及共同控制下的《一致行動協議》等，通過合同權利義務的約定控制公司。

如下是人民法院認定公司實際控制人的案例的主要觀點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20）滬0115民初61051號民事判決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三款的規定，實際控制人，是指雖不是公司的股東，但通過投資關系、協議或者其他安排，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結合生效判決查明的事實，被告曾自認為運寶公司實際管理人，運寶公司借用投資公司的資金用于注冊資本的驗資等均由被告安排，運寶公司股東康寶國所述其系被朱惠芬丈夫張國榮借用身份證設立公司。根據上述一系列行為可見，被告作為運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雖不是公司注冊登記的股東，但其通過上述途徑隱蔽其實際控制人的身份，進而達到控制運寶公司的目的。被告作為公司控制權行使主體，在公司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法律雖未明確規定，但其事實上相當于股東的地位，從加強公司治理、保護公司債權人合法利益的角度看，實際控制人可適用于該條款。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1127號民事裁定書：在齊玉春已經提供張慶民以民信公司名義與其簽訂案涉工程施工《協議書》，代表民信公司與齊玉春、環保局、華泰公司等簽署多份案涉施工項目協議，在民信公司相關財務票據上簽字，參與案涉工程結算，及張慶民與民信公司法定代表人佟毓鳳為夫妻關系等證據情況下，一、二審法院認定張慶民實際管理、控制民信公司，并無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實際控制人，是指雖不是公司的股東，但通過投資關系、協議或者其他安排，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齊玉春提供的前述證據能夠讓人民法院形成確信，張慶民符合前述法律規定的實際控制人要件。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規定的證明責任規則，張慶民欲推翻齊玉春的主張，應提供充分證據予以反駁，但張慶民并未提供充分證據推翻齊玉春的主張，故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相反，張慶民主張，其與民信公司之間存在債權債務關系、將民信公司的房產登記在其外甥張某名下及張慶民與佟毓鳳之間系合法夫妻關系等事實，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加強人民法院對其系民信公司實際控制人的判斷。故一、二審法院認定張慶民為民信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并無不當。

在張慶民為民信公司實際控制人，且其實際參與開發、運作、經營民信公司的情況下，張慶民以民信公司名義對外簽訂案涉工程施工《協議書》、對外借款、償還欠款，以及一審法院查明民信公司開發的商品房在無合法依據情況下登記在其外甥張某名下等事實，可以讓人民法院形成張慶民作為實際控制人，其財產與民信公司財產形成混同的確信。且這種將民信公司開發房地產所形成的財產登記在他人名下的行為，也足以對民信公司債權人的債權造成損害。故在公司實際控制人的財產與公司財產存在混同，且實際控制人的財產混同事實及經營行為已經對公司債權人造成實際損害的情形下，由實際控制人對公司對外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并無不妥。一、二審法院的處理結果并無不當。張慶民申請再審時主張，張某為民信公司的債權人，將民信公司開發的商品房登記在張某名下系為擔保其債權，但張慶民并未提供證據支持該主張，故對該主張本院不予采信，張慶民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此外，在張慶民的配偶佟毓鳳系民信公司股東，且佟毓鳳資產與民信公司資產存在混同的情況下，鑒于張慶民系民信公司實際控制人全面負責民信公司經營管理，能夠認定張慶民與佟毓鳳作為夫妻還有共同經營民信公司的行為。在能夠認定佟毓鳳需對民信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同時，要求其配偶張慶民對民信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在處理結果上亦屬妥當。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豫民申1443號民事裁定書：關于陸國光是否系光熠商貿公司實際控制人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實際控制人，是指雖不是公司的股東，但通過投資關系、協議或者其他安排，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本案中：1．光熠商貿公司于2014年5月14日注冊成立，注冊資本為200萬元。股東陸熠認繳出資140萬元，占公司注冊資本的70%；股東周麗認繳出資60萬元，占公司注冊資本的30%。認繳的出資期限為自公司設立之日起20年，但光熠商貿公司、陸熠、周麗至今未提交陸熠、周麗已繳納出資的證據。2．光熠商貿公司在其《再審申請書》中自認該公司法定代表人陸熠系陸國光之子。3．陸國光將其名下的案涉房產委托光熠商貿公司的股東周麗過戶給光熠商貿公司，陸國光和光熠商貿公司均未提交證據證明光熠商貿公司支付了購房款。4．光熠商貿公司名下的資產除了未支付對價從陸國光處受讓的房產外，光熠商貿公司未提交其名下有其他資產的證據，亦未提交其有其他經營收入的相關證據。5．陸熠使用案涉房產向銀行抵押進行貸款，款項由陸國光收取。6．陸國光向李綱出具《聲明》和《承諾書》，自認其為光熠商貿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并自認案涉房產系其向光熠商貿公司的資金注入，承諾使用案涉房產為案涉借款提供抵押。一、二審判決根據上述事實認定陸國光系光熠商貿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并無不當。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閩民申2846號民事裁定書：首先，林葆定于1997年5月20日、1997年7月25日以機械公司名義與文豪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書》《借款協議書》，約定林葆定對文豪公司的資金使用、生產銷售、合同執行、收入結算、財務管理等方面具有管理監督甚至決策權，林葆定在（2011）閩民再終字第4號案庭審中自認于1998年取得文豪公司印章，在（2012）榕民再初字第31號案庭審中自認文豪公司印章在其保管下已經遺失。林葆定并于1999年以文豪公司、華光鞋廠的名義參與（1999）榕經初字第260號案訴訟，此后直至2009年李文忠方又以文豪公司、華光鞋廠的名義再行主張權利。2000年9月1日，文豪公司被工商行政部門吊銷營業執照，出現符合公司法規定的解散事由。同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實際控制人，是指雖不是公司的股東，但通過投資關系、協議或者其他安排，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林葆定雖非文豪公司股東，但根據上述查明的事實，其在文豪公司出現解散事由前后均能夠實際支配文豪公司行為，包括支配公司參加訴訟確認債務等重大決策活動。原判認定文豪公司出現公司解散事由時的實際控制人系林葆定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其次，（2017）閩01強清8號民事裁定認定無法對文豪公司實施強制清算的原因系文豪公司既未向法院報告公司主要財產情況，亦未移交其任何財產、賬冊及重要文件。而林葆定作為文豪公司解散事由出現時的公司實際控制人，未能舉證證明其結束控制時如何處理公司財務有關事項，其主張文豪公司的賬冊等重要文件遺失導致公司無法清算造成其自身債權未能得以清償的損失應當由李文忠、郭英魁承擔責任的依據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4488號民事裁定書：力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孫捷、監事楊超和泰裕公司法定代表人張冬平的當庭指認和證言顯示，力天公司的實際出資人和發起人為安鵬、梁烜榮及梁偉娜，孫捷、楊超受力天公司實際控制人梁烜榮和梁偉娜的指示擔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監事，力天公司的經營收入已由梁烜榮和梁偉娜轉入由其控制的關聯公司泰裕公司；張冬平受泰裕公司實際控制人梁烜榮和梁偉娜指示代持股份并擔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參與公司經營和管理，該公司全部業務均由梁烜榮和梁偉娜負責處理。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惠農區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7日作出的（2020）寧0205執635號限制消費令認定，梁烜榮為泰裕公司實際控制人。梁烜榮在一審中雖對與梁偉娜、張冬平、楊超之間的親屬關系予以否認，但在二審中認可其系梁偉娜之父、楊超和張冬平之舅。豐億公司預付力天公司的案涉部分貨款4200萬元由泰裕公司收取，泰裕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其收取力天公司款項存在正當合理理由。力天公司現已不再實際經營，無力償還多筆到期債務。一審、二審法院綜合全案事實和證據，認定梁烜榮利用其實際控制人地位，轉移力天公司財產，致使力天公司無力償還豐億公司債務，嚴重損害了債權人豐億公司的合法權益，判令梁烜榮對力天公司案涉債務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結果并無不當。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105號民事裁定書：原審已查明，張強、張坤為偉祺園林公司的股東，張強擔任偉祺園林公司的監事和財務負責人，張坤擔任偉祺園林公司的執行董事。唐新亮提交的偉祺園林公司兩個銀行賬戶交易明細以及張強個人多個銀行賬戶的交易明細顯示，鹿邑縣財政國庫支付中心匯入偉祺園林公司賬戶的多筆款項轉入了張強個人賬戶內，張強個人賬戶與偉祺園林公司及張坤的賬戶之間存在頻繁的、巨額的資金往來，張強、張坤以及偉祺園林公司未對此進行舉證說明或作出合理解釋，二審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關于“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規定，判決張強、張坤對偉祺園林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并不缺乏證據證明，適用法律亦無不當。原審也已查明，王紅軍雖然不是偉祺園林公司的股東，但系偉祺園林公司股東張坤的丈夫，且作為偉祺園林公司的代表與蘇州科環公司簽訂了《合作協議書》，并對偉祺園林公司的款項支出行使審批權力。在偉祺園林公司不能及時還款的情況下，王紅軍自愿出具《保證書》對偉祺園林公司的債務承擔還款責任，原審據此認定王紅軍系偉祺園林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并判決王紅軍對偉祺園林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適用法律亦無不當。

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人民法院（2018）蘇0113民初2223號民事判決書：被告袁義通過投資關系、股權轉讓協議等安排，使其配偶即被告鄭紅擔任被告安邦公司控股股東；且生效判決能夠證明自2014年至2017年間，被告袁義雖非被告安邦公司登記法定代表人，但均作為安邦公司實際負責人出庭應訴，故應認定被告袁義系被告安邦公司實際控制人。被告袁義對被告安邦公司過度支配與控制，使被告安邦公司完全喪失獨立性，淪為實際控制人的工具，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應當否定公司人格，由濫用控制權的實際控制人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原告主張被告袁義對被告安邦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訴訟請求，于法有據，本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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