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級機構盡管就那么幾家，但是關注度不小。就拿最近半年來說，金融穩定委員會對外開放11條和改革11條、四部委聯合發布規章、大公國際換血復活、中誠信合并、東方金誠高管傳言出傳聞、標普惠譽入駐中國市場，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場，好不熱鬧。

當然，一臉茫然的投資者對這片繁榮的景象不為所動，內心OS：麻煩能不能回歸本源、提升一下評級技術、打開區分度、及時做預警，不要帶我入坑好嗎。然后在心中默默羅列一下評級的“九宗罪”，我要這評級有何用。

不過這一次，取消公司債券發行環節的評級要求再一次在坊間流傳開來。跟前幾次不同的是，這一次時機更為成熟。一方面是公司債券發行全面實行注冊制，提高審核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迎來了修改機會，既然修法機會來之不易，監管必然會借此機會體現之前多次傳遞的監管信號；二是不管發行環節強制評級究竟緣起幾何，不可否認的是，在這些年的債券市場發展過程中，評級在投資者風險教育和能力提升方面確實有所體現，如今市場各方的成熟度顯著提升，也是時候讓各方有自己的選擇和判斷。

我們總是喜歡對比美國，但是評級不同。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的發展經歷了近百年的市場檢驗和聲譽積累后，才廣泛在投資端認可和使用，最終被納入到NRSRO的名單中，贏得市場地位和信賴。而我國的評級機構是監管機構先認可，配合政策加持，自然在提高質量和積累聲譽方面動力不足，將精力放在了爭取市場級別競爭的，停留在行業發展的初級階段。不過，我們可以理解的是，在債券市場的發展初期，國內投資者的風險判斷能力亟待提高，為了保證發展、控制風險，引入發行評級甚至投資評級，為市場各方提供一把尺子，加強投資者教育，在沒有工具時形成基本的判斷并逐漸培養能力，直到你強大到可以擺脫這把尺子或者造一把自己的尺子。我們今天都在談論評級虛高、區分度不夠這些問題，其實回頭想想，評級的教育功不可沒。

如果評級報告作為強制發行文件被取消，我們真的能毅然決然的選擇不要評級嗎。罵歸罵，不過評級到底還是要用的，如果真的沒有了，列位心中怎會“慌得一b”。

一是評級這把尺子最大的問題就是太粗了，把原本三級九等的刻度用的剩下三個刻度，但刻度粗并不能代表完全沒有用途，有尺子和沒尺子還是有本質區別的。有人疑問，那我不可以有自己的尺子嗎？當然可以，但是縱觀市場，有獨立內評團隊的機構有多少、一般投資者自己篩選的成本有大，成本收益還是要權衡的。當下看，這把尺子是不好用了，但你可以以這把尺子為基礎再改造一下，還是可以用的，關鍵還免費。除了級別以外，其實評級報告里面的關注和風險有些還是挺到位的。

二是從發行端看，根據WIND統計，2020年以來取消發行的債券共計265只，發行失敗的共1084只。在取消發行的265只債券中，其中有債項評級的就有173只（如果算上主體評級會更多），占取消發行的比例65%，分級別看：AAA的89只、AA+的53只、AA的23只、A-1的8只。盡管發行端精簡材料對投行民工確實能減少工作量，但有評級的都發成這樣，沒有評級的發行會更好嗎？再看私募債的發行情況，從2012年中小企業私募債試點開始，到2015年公司債非公開發行條件中，都已經取消把評級結果作為必要條件，但我們看到，絕大部分私募債都是有評級的，實踐中也有很多私募債是發行環節再做的評級，說明評級的前端功能依然顯著。

取消發行評級后該何去何從

一是達摩克利斯之劍。隨著《證券法》續訂，評級機構行政許可已經成為歷史。目前各個市場對評級機構實行備案或者注冊，會不會有一大波機構涌入市場，對市場格局造成摧毀性的沖擊目前依然是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評級的核心就在于技術積累和市場檢驗，很難想象零基礎的評級公司會給市場帶來什么。

二是評級機構自身信息披露缺乏。作為評價信用的行業，我們對評級機構的了解知之甚少，大部分都停留在坊間傳聞上和各家機構的市場人員口中，利益沖突、高離職率、營收用來投資等，沒有外部監督和清晰對比，總是讓人覺得有事。

三是到底是什么樣的股權機構才是合適的。國際三大評級機構的股權中主要還是以投資集團、資訊公司等為主，所以他們能在根本上實現為投資者負責的初衷。而縱觀我國評級機構，國資委、人民銀行、交易商協會、交易所、地方國資、外資評級機構、民營企業、個人等各種股東類型應有盡有，股權結構復雜的讓人眼花繚亂，到底有沒有利益沖突不得而知，對誰負責、聽誰指揮也很難說清，評級收入到哪里了也不知道。怎樣實現真正的獨立、客觀、公正，這才是評級機構安身立命之本。

總而言之，發行環節取消評級時機已經實際成熟，對市場各方和評級機構都是好事。市場要發展，總要回歸市場化的主線。生存的事，當然還要看各位仙家的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