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高院修正司法解釋，給出4倍LPR，即15.4%的貸款司法保護上限已經有三周有余。

不得不說，消費金融整個行業，上至商業銀行、消金公司，下至助貸機構、各類供應商，普遍處于觀望中。

對于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各家媒體專家紛紛給出解答，主要還是聚焦在：

1、對民間借貸的解釋，是否適用金融機構。

2、15.4%是內部收益率IRR還是年化APR的概念。

其實，自從平安銀行溫州法院判例出現之后，形勢已經很明顯：各種解釋并不重要，法院并不care,而且從一開始就有獨立的司法邏輯。

短期來看，針對15.4%的實施，有兩點值得關注：

1、是否各地法院有更多的判例，最高法和各地法院是否內部統一認知，金融機構貸款15.4%以上不再得到司法支持。

2、銀保監會、各地監管局的實際反應，是否有過渡期、允許增值收費等緩釋措施。

究其根本，4倍LPR司法保護上限，究竟是消金行業烏龍事件，還是借助司法部門隔山打牛，從眾多的跡象看來，后者的意圖越發明顯。

為何？有幾個點可供參考。

首先，2020年是互聯網金融風險防范和化解年，政府對GDP持“無為而治”思路。在內外部環境共同作用下，穩健發展比快速增長重要。

其次，經過10年發展，消金亂象治理，P2P行業清退，經過幾輪完整的生命周期后，監管當局已經對消金行業環境生態、資產質量、目標客群、業務模式有深入了解。

擴大內需，發展內循環，究竟是靠4億中產階級帶動，還是承擔風險讓次級用戶硬上。利益與風險，短期與長期，這其中的平衡，監管當局自當心中有數。

再次，雖然前幾年發展如火如荼，但是經過幾輪政策蕩滌，持牌消金資產規模約3000億，銀行表內消金資產規模約10萬億。絕對體量不大，如果想改變格局，早動比晚動強。

最后，人是有立場的，機構由人組成，也會有認知偏差。從公平正義的角度看，4倍LPR司法保護上限似乎不是沒有道理。至少明面上，老百姓會認為15.4%的實施對消滅高利貸、推動社會公平正義有積極作用。

在BECK分享答案之前，有幾點認知先統一一下：

1.中國金融行業增長的動力除了實體經濟，最大的就是政策紅利。

2.政策紅利不是一直存在，是有窗口期的，一般窗口期為3-5年。

3.窗口期的過后出臺的監管辦法，一般只針對增量，不針對存量(可能會設置過渡期或者限期整改)。

之前文章中詳細計算了消金行業的邊際成本，即盈虧平衡點為16%左右。

如何在15.4%的重壓之下持續經營，并且實現盈利。

戰略層面，回溯本源、深耕核心。

戰術層面，精細運作、專業極致。

戰略層面簡單來說就是依靠股東或者業務生態優勢，穩固核心競爭力，如降成本、強風控、穩流量、多渠道等。

比如，在流量和渠道層面，緊密與股東渠道優勢和地域優勢相結合，深入掌控渠道的風險點和流量特點，結合立體的產品設計，扎實深入的做深做活場景和流量。

戰術層面簡單來說總結為針對融資、資產運作、流量、渠道、運營等的具體措施。

比如，在融資和資產運作層面，可以嘗試幾個創新性的方向：

1、融資、資產處置結合，用輕資產模式解決入表易、出表難。

2、非標轉標，按照標準化資產要求設計底層產品，轉標降成本。

3、靈活運用信托、AMC和AIC的資產SPV功能，實現靈活處置。

4、借助應收賬款質押、債權租賃等手段盤活資產現金流。 

月盈則虧，水滿則溢。

中庸的亙古不變，同樣適用于金融行業。

監管正尋找市場規律與公平正義的最佳平衡點。

機構在新的司法解釋和判例中尋覓新的落足處。

在新一輪的平衡中，摒棄粗獷經營，追求精細化。

叢林競爭，適者生存。

弱肉強食的殘酷法則，無時無刻伴隨著市場規律。

宏觀政策的審慎極大地抑制消費金融的市場規模。

微觀機構的掙扎再痛苦也無法掙脫既定游戲法則。

在新一輪競爭中，一定有機構被淘汰，被迫出局。

經過掙扎與進化，新的盈利標準大致要做到：

資金5% + 流量5% + 風控 3% + 運維2% = 15% IRR

唯一的希望是，這些專業分享于消金行業可持續發展有益，于我們每一位從業者有幫助。

至于如何實施壓降成本、非標轉標等具體措施的創新業務腦圖，消金漫談會在后臺發送給9月20日之前“分享、轉發”文章排名前十的粉絲，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