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企的失業率

5月9日，《紐約時報》頭版展示了美國自二戰以來的月度失業人數。數據顯示，美國今年4月份的失業人數達到了2050萬人，一條垂直的紅色豎線向下延伸，揭露了美國當前失業率的“斷崖式”下跌：　

文章表示，目前美國失業率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美國銀行的經濟主管邁耶稱，“實際上這已經達到‘爆表’的狀態了，本來數值可能需要經歷長達幾個月或者幾季度的衰退才能達到，而這次疫情期間卻只用了幾個禮拜”。

失業率的飆升導致個人收入銳減。2020年4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一項金額高達2萬億美元的疫情刺激法案，旨在緩解家庭與小企業的經濟狀況。根據法案內容，申請人需要提交2018年或2019年稅款證據，從而獲取最高1200美元的支票。但市場仍呈現悲觀情緒，因為該項金額甚至不足以支付房租。

需求的上升促進供給市場的繁榮，加州當局數據顯示，該地2018年擁有133家Payday loan機構，而2008年危機期間這一數值約為198家。加州法律規定，Payday loan放貸者最多可發放300美元的貸款，并收取最高45美元的費用。去年該州Payday loan的APR為376％，比大多數信用卡高出幾倍。

在美國，APR是否能夠超過36%需要區分產品類別。去年頒布的一項新法律規定，額度從2500至10000美元的貸款利率不得超過36％，但這不適用于Payday loan，僅適用于較大的貸款人。高額的利息收取給Payday loan帶來了較大爭議，反對者認為這一業務將加劇貧困家庭經濟的脆弱性，而Payday loan行業人士則表示，高風險高利率相伴相生，其所承擔的違約風險需要用現有利率去覆蓋。目前，加州大多數Payday loan辦公室設置于貧困區。

激增的貸款需求

失業率上升導致人們失去了收入來源，原有貸款的還款情況亦受到了影響。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措施，例如針對個人提出，“金融機構要在信貸政策上予以適當傾斜，靈活調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個人信貸還款安排，合理延后還款期限”；針對小微企業則提出，“調整還款付息安排、適度降低貸款利率、不得盲目抽貸、斷貸、壓貸”等措施。

除了對歷史貸款的減免措施，新增貸款的需求也成為了現實問題，以我國數據為例，4月居民短期貸款增加2280億元，比去年同期1093億元的增量多增了1187億元。

大量新增需求貸款該如何滿足？美國FDIC（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官網顯示，聯邦機構鼓勵銀行、儲蓄協會（Savings Associations）和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s）向受COVID-19影響的消費者和小型企業提供小額美元貸款，以支持他們渡過疫情難關。

但政府層面能夠給予支持的，通常是信用資質較好的個人及企業。疫情大環境下失業人數激增，而金融機構出于控制風險的考慮開始收緊貸前措施，因此相對次級的金融借貸市場及民間借貸就活躍了起來。以日本為例，據《朝日新聞》報道，疫情期間人群收入水平整體下降，民間高利貸由此再度興起。日本記者調查顯示，一件民間高利貸產品借入7萬日元后，需要把未來價值10萬日元的工資支配權讓渡給借出方，而借款期限僅為短短22天，其年化收益率已超700%：

次貸市場的興起

截至目前，新冠肺炎在我國仍然呈現出零星散發的態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認為，二季度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將遭受史無前例的沖擊，經濟收縮強度很可能超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甚至上世紀的大蕭條。全球金融市場在前期巨幅震蕩后有所緩和，但基本面因素持續嚴峻，風險并未消除。

那么未來，我國是否會產生次貸危機？

由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麻袋研究院編撰的《中國消費金融次貸報告》對此作出了分析解答。

中國的金融市場上，“次貸”似乎是個被避諱的詞語，無論是金融監管者還是從業者，都以中美經濟環境的巨大差異為由，甚少提及中國次貸，尤其在涉及次貸人群時，常常隱晦地以長尾人群替代。

中國的次貸市場的興起，正是從服務長尾人群開始的。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在全球蔓延時，中國的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剛剛起步。2009年之后，隨著消費金融公司試點的全面鋪開，長尾人群的范圍逐漸擴大。根據麻袋研究院估算，目前我國的次貸人群規模超過6億人。

目前次貸市場的產品分類，按照期限可劃分為隨借隨還類貸款，超短期貸款（7-30天），短期貸款（1-12個月）以及中期消費貸款（12-48個月），疫情后死灰復燃的日本民間高利貸即歸屬于超短期貸款這一類別。　

次貸危機是否會發生？

《中國消費金融次貸報告》指出，2008年次貸危機起源于美國的房地產次級貸款市場，其中又以房屋抵押貸款為主。房屋抵押貸款，是指借款人將房產作為抵押物抵押給金融機構，從而獲得貸款的項目。

除了美國次貸危機，日本貸金業的“消金三惡”、韓國卡債危機等境外次貸市場都曾席卷社會。疫情當前，歷史會否重現？麻袋研究院結合《中國消費金融次貸報告》研究成果總結如下：

首先，從次貸規模來看，目前市場中狹義次貸規模為3.28萬億元，廣義的次貸規模為6.52萬億元，而整個中國居民貸款規模為49.6萬億元，由此可知，次貸規模占總信貸規模的比例為6.6%~13.15%，占整體借貸市場的規模仍然較小。

其次，從頂層設計來看，我國自2018年以來，金融部門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影子銀行、高風險金融集團、互聯網金融和非法集資等涉眾金融風險得到全面治理；總體來看，目前重點領域突出風險得到有序處置，系統性風險上升勢頭得到有效遏制，金融業總體平穩健康發展。

此外，從風險傳導來看，當前居民消費杠桿率不斷提高，次貸人群極易因為失業、過度消費等情況而無力還款，將風險傳遞至銀行等金融機構。2008年危機前夕的美國次貸市場擴張迅速，無本金貸款、首付貸等低門檻產品花樣繁多，不少借款人甚至申請后用以炒房，再通過抵押放大杠桿。目前我國堅決落實“房住不炒”要求，持續遏制房地產金融化泡沫化，像美國那樣針對次貸客戶無序發放貸款的情形幾無可能。

綜上，麻袋研究院認為，目前我國的宏觀經濟環境與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前夕有所區別，盡管仍面臨杠桿上行、逾期上升的情境，但無論從行業制度還是從風險傳導路徑來看，我國重演次貸危機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過，通過日本疫情下的民間高利貸事件仍須保持警惕，部分非法金融活動依舊存在死灰復燃的可能性。“開正門，堵偏門”，正如《中國消費金融次貸報告》文末所言，一方面，遏制過度授信、加緊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機制已成當務之急；而另一方面，對小貸采取寬松扶持政策、消金牌照繼續放開或成未來大勢。